慢生活，慢美好：1生命地域主义与重新居住

在戴夫·加戈尔（Dave Jaguar）的带领下，我穿过一扇向着天空打开的窗户，从阁楼爬上了屋顶。在这栋房子四周的斜坡上，开垦着阶梯状的菜园与花坛，如今正是花朵盛开之时。在那石兰科常绿灌木、橡树，还有花旗松长成的杂木林远处，有一座断崖；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就铺开在断崖的另一边。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洪堡郡，盘桓于国王山脉（King Range）丘陵的马托（Mattole）河发源地。自20世纪70年代起，洪堡郡在全美以“嬉皮士的聚集地”之名广为人知；现在，这里亦成为环保运动的圣地。

那时，距太阳沉落地平线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待在像飘飞于空中的圆盘一般的拱顶住宅之上，在太阳能电池板旁坐下身来，一边沐浴着夕阳的光辉，一边聊着关于森林的话题：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带雨林，还有生长在安第斯山脉斜坡上的云雾林。

戴夫·加戈尔，是一位继承了嬉皮运动优良传统的年轻环保活动家。多年前，我和他相遇在厄瓜多尔。那时的他，正作为NPO组织“古森林国际（Ancient Forest International）”的成员，参与着南美洲原始森林保全运动。一天，他为了考察美洲红树的原生林，造访了我与“红树造林行动计划”的伙伴们一同展开活动的厄瓜多尔北部海岸地带。我们立刻变成了意气相投的好友，在贫穷的渔村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度过了许多天。

我们有好几位共同的友人。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提倡生命地域主义（bioregionalism），并对世界各地的地域运动产生了莫大影响的彼得·伯格（Peter Berg）就是其中之一。一直以来，彼得在其演讲或研讨会中，总将洪堡郡的生态系统再生运动立为实践其生命地域主义思想之范本；而戴夫，则是该运动的中坚之一。不仅如此，彼得亦是该运动中心人物、思想领袖弗里曼·豪斯（Freeman House）的亲密朋友。

以与戴夫的相遇为契机，我开始时常造访洪堡郡。于是，我得以亲眼见证北美环保运动最前沿的风貌了。

弗里曼·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时顺应着嬉皮运动的大潮，移居到了洪堡郡的森林中。从那时起，他便一直致力于马托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再生运动。下面，在触及其环保运动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思想基础，即生命地域主义观点吧。

生命地域，指的是什么？彼得·伯格作出了如下解释。

“我们所有人，都居住于某处土地之上。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其中却隐藏着一个神秘出极其重要的事实：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场所，其实也拥有其自身的生命，它是活的。因此，让我们称其为生命地域吧。”【《彼得·伯格与生命地域主义（ピーター？バーグとバイオリージョナリズム）》】

换言之，所谓地域，不仅是为了维持我们人类生活而存在的场所，它本身亦是一处“活的场所”；并且，它还是一个“具备了固有的土壤与地形、水系与气候、动植物等为数甚多自然特征的，独一无二的生命之场”。而人类，不过是居住于该“生命场”中的一员，参与着共同体的构成而已。本来，人类是不可能从此分离，单独存在的。

可产业社会，特别是都市中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却与生命地域主义的观点针锋相对。在这里，“地域”不过是一些性质相等、互换可能的空间而已。人们会根据职业需要，从某地区移居到其他地区去；不过这种移居，却不会给人们生活的性质带来较大改变。通常，我们将该特征称为“机动性”，并将其作为高度发达之社会的特征之一，给予很高的评价。无论你住在日本九州地区，还是住在东北地区，都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不论你去纽约赴任，还是去巴黎赴任，生活都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www.xing528.com)

场所可以互换，人也可以互换，其二者相互对应。场所与人互相疏远，形成了一种匿名（anonymous）的关系。我们从一些大企业的惯用手法中，也能看到这种冷冰冰的关系：当他们将某地的森林砍伐殆尽，将动物捕获殆尽，将矿藏发掘殆尽之后，就会向着下一个、再一个地方进发下去。在此，人们只将自然视为一种可替换的资源而已。可以说，现代越发严重的环境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此。

与此相对，生命地域主义提出了“重新居住（reinhabitation）”的倡议。换言之，为了再次找回人与地域、人与场所间有机而温情的关系，人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居住”在某个地方。在这个绝无仅有的，拥有独特地形、土壤、水文、阳光、风、湿度，还有由从微生物到动植物，各种各样生命体交织而成的共同体之中，再一次，站在一个生命——拥有流着热血的身体与心灵的生命之立场，寻求我们的群体归属感。重新居住，即在舒缓的时间中慢慢育成智慧（慢知识，slow knowledge）与技术（慢技艺，slow art）的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味：唤起那已被我们失却的、遥远过去的文化性记忆。

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弗里曼·豪斯的故事上来吧。在1999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图腾三文鱼（Totem Salmon）》的著作。这本书，就是他与地区伙伴们“重新居住”的记录。

弗里曼曾是位捕捞三文鱼的渔夫。三文鱼本该是构成“生命地域”的一员，可它们却不再洄游到河川里了——这引起了弗里曼的关注。于是他决定，先试着追溯该地域的历史看看。当调研了该地区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之后，他了解到，印第安人曾经花费了漫长岁月，在人类与三文鱼间构筑出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不过，如果居住于该流域的人互相之间无法取得平衡的话，那么人类与三文鱼间的平衡亦无法存在。居于此地的原住民共分三个群体，其语言相差甚远；不过自某一时期开始，这三者间便不再争斗了。取而代之，他们拥有了以三文鱼为中心的共通仪式和礼拜，并为捕捞三文鱼制定了严格的规则。这使得他们实现了在同一生命地域中的可持续共存。

在19世纪后半期，白人掀起的殖民浪潮从美国内陆涌向了西海岸，并开始威胁到印第安原住民的生存；居住在国王山脉周边的几个原住民族亦未能幸免，被逼入了灭亡的绝地。1950年后，该地区的森林采伐迅速加剧；因为当时，被人们称为红木（redwood）^[1]的巨杉、花旗松等针叶树的木材，需求量大幅上涨了。接着，森林采伐引发地表土流失，土砂堆积到了河川里；河川因此变浅，水温上升，或不再适合鱼类生存，或让鱼类失去了产卵地。

弗里曼与“马托河再生会议”的伙伴们通过手工劳作，一点点恢复着河川的生态系统。最后，他们终于成功唤回了原生物种的三文鱼。不仅如此，他们还办到了另一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在经历该过程时，他们亦在其自身内部培养出了往昔原住民们所拥有的、感受三文鱼神圣之处的感性。换言之，唤回三文鱼，不仅意味着食物资源的整备；它还包含着另一重意义，即归属于生命地域之自我的发现。

《图腾三文鱼》中，有这样的一节：“有时候，我们除了由自己来讲述故事（story）之外，再也找不到与大地相连的办法了。”而弗里曼，正是通过讲述“唤回三文鱼”的“故事”，才与大地联系到了一起。

围绕“居住”问题产生的诸多危机，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那些本应超越遥远的时空，向每一个地域、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共同体、每一个家族传承而来的“故事”，已经被人们失却了大半。在这样的时代中，也许我们会遭遇某个缘起，它重新唤醒了我们的意志——试图再次与某个特定地域、场所发生联系，并一起活下去的意志。如此一来，我们就能重新发掘起那已然死去的古老传说，侧耳倾听那深幽而朦胧的言语了吧。接下来，我们也将成为故事的讲述者（story teller），在古旧的线索中掺入新的线条，让它们交织出新的故事篇章。

有个词语叫做“文化再生”。一直以来，人们普遍相信地域中的传统文化，必定会被西方文明或殖民主义的大潮所吞没。它们将发生变貌，最后不得不接受同化与衰退的结局。可是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世界各地，亦有不少人对该趋势作出着抵抗，或与它背道而驰。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并促其复兴的动向常常出现，甚至在今天变得越发繁盛起来。在这其中，曾一度面临衰退的某些文化，再次找回活力的例子亦屡见不鲜。对此，人们称其为“文化再生”。不过，这里的再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可以说，这是一个扎根传统的同时，逐渐提炼出新的文化主体性与认同感的过程。环境危机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至于能否成功地摆脱它，我想，这与我们的文化再生能力密不可分。换言之，“环境再生”首先意味着“文化的再生”。可以说，现今在全世界不断扩展的生命地域运动，正是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它正书写着“居住”，以及“重新居住”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