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该恢复自然的本性，应该为懒惰的权利作出宣言——这一权利，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歪理邪说的辩护士们所炮制的、干巴巴的所谓人权，要神圣高贵上千万倍。人们应当每天只工作三小时，把剩下的时光花在吃喝玩乐，或闲待着混日子之上。
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懒惰的权利（Le droit｀a la paresse）》
多田道太郎，曾在30年前的日本发出过如此的叹息：为什么勤奋思想在世间蔓延得到处都是，却见不到怠惰的意识形态呢？为什么经济学这样流行，却见不到怠惰学呢？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季节即将过去之时；可多田的“怠惰思想”，却看来几乎与政治上的“非此即彼”逻辑毫无关系。不如说，多田的思想更接近“疯癫[1]”或者“嬉皮”。比如疯猫[2]（Crazy Cats，クレージーキャッツ）的《嗖呜耷拉调子（スーダラ節）[3]》、《无责任男（无责任男）》、《咔噌——！（ガチョーンッ）[4]》，或者渥美清的《寅次郎的故事（寅さん）》。可以想见，多田的思想与时代的气氛相连——在那个时代，大众文化之类尚且存世，人们尚有机会借此讽刺社会，或在文化层面上作出抗争。
多田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中世纪的短篇故事集《御伽草子》中《懒太郎（物臭太郎）》的故事。太郎每天只在地上竖起一根竹竿，挂上草席，然后悠闲地躺在下面。一天，有人送给他一些年糕。为日后考虑，太郎留下一块没有吃完。在太郎玩弄那块年糕——他一会儿把鼻子上的油蹭在年糕上，一会儿把它顶在额头上——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年糕弄掉了。年糕咕噜咕噜地滚到了道路上。太郎觉得走过去捡它实在太麻烦了，就边用竹竿轰开狗或鸟，边等着路人走过来。他一等就等了整整三天。
“换做理性主义者的话，一定认为赶快站起来去捡年糕才符合最小努力的原则吧。可在这个故事中，太郎并没有那么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骨气。”【《懒太郎的幻想能力（物くさ太郎の空想力）》】
太郎终于盼来的过路人，却是地头[5]出行的队伍。面对太郎捡年糕的要求和不畏权威的态度，地头感到非常生气；不过他到底觉得太郎是一表人才。因为这层关系，太郎得以进京，并在京都大显身手。他突然变得精力充沛起来，使过去的懒惰仿佛谎言一般。后来，太郎通过死缠烂打的追求，终于成功娶到了公主殿下。加之人们又发现太郎带有天皇家族的血统，于是整个故事便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故事前半部分讲的是“懒太郎”，而后半部分讲的是“不懒太郎”。对于两者之间的鸿沟，人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请参考佐竹昭広的《“下克上[6]”的文学（下剋上の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怠惰与抵抗（怠惰と抵抗）》一篇。］据多田说，该故事的后半部分很有可能是太郎的幻想。在故事开头，作者花很大篇幅描写了太郎居住的豪宅；不过紧接着，他幽默地写道：“太郎做梦都想住进那样的房子里——可惜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多田认为，和那座豪宅一样，故事后半段的一连串事件也全都是幻想。
这里似乎隐藏着一个有趣的法则：人类只有在成为懒汉时才会幻想。多田如是说。
“与此同时，大众们对类似的幻想给予了支持。大家感到，只有像这样的懒汉才能得到神灵嘉奖。换言之，人们觉得只会埋头苦干的人并不能得到好处；反而是说着‘总之所有事都太麻烦啦，老子就想歇一歇’的人，才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怠惰思想（怠惰の思想）》】
英语的“industry”一词，同时拥有两层意思：产业与勤劳。在西方，可以说产业主义与勤奋思想是难舍难分的。顺带一提，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怠惰（sloth）也被当作死有余辜的七宗大罪之一。
但多田亦指出，日本勤奋思想的根源并没有那么深入。它不过是开始于德川时代[7]的一场较新而短暂的思潮而已。当时，掌权者将以二宫尊德为代表的勤劳道德，从上至下地灌输给民众。与之相比，怠惰思想才是从很久以前就在大众之间培养起来的传承。拼命劳作并不是理想，而不工作才是人们的乌托邦。正是这种思想，才能催生并培育出《懒太郎》或《三年寝[8]太郎》等故事来吧——这就是多田的思考。
在多田的《怠惰思想》中，介绍了这样一则江户小故事。
老年人：“这小子，年纪轻轻怎么老躺着呀？快起来干活吧！”
青年人：“干了活又能怎么样啊？”(www.xing528.com)
老年人：“好好干活，不是能挣到钱吗？”
青年人：“挣到钱又能怎么样啊？”
老年人：“能当上有钱人呀！”
青年人：“当上有钱人又能怎么样啊？”
老年人：“当上有钱人，就能每天躺着过日子了呀！”
青年人：“搞什么啊，我现在已经躺着过日子了嘛……”
就像多田指责的那样，这则江户时代老者与年轻人的对话，可以原封不动地套用在别的地方，如：“北”即发达国家的精英，与“南”即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平头百姓之间展开的，围绕开发问题的交换和争论上。当然，随着20世纪末的临近，“搞什么啊，我现在已经躺着过日子了嘛”，或者“用不着你来管我”这种懒太郎式的、无所畏惧的厚脸皮态度，看起来已被逼进绝地，甚至被赶尽杀绝了。可在同一个世纪末，面对一场名为全球化的产业主义与勤奋主义的更深层次渗透，挺身反抗的人们（“西雅图之战”就是其象征之一），开始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涌现出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30年前多田留下的话语，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在西方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的同时，“一种有趣的现象正在发生——与主流相异的文明，开始从所谓的秘境当中涌现出来”。然后，这些异质文明反过来影响、感化着发达国家的文明，进而引起各种文化冲击。多田说道：
“我认为，这种由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引发的文化冲击，其思想的根源到底在于玩乐思想，抑或构成其基础的休息思想。那是一种……试图确实地守护住自由，即能够自己处理事物之自主性的思想。……因此认同该思想的人，在想要光脚走路的时候就会光着脚走起来。”（《怠惰思想》）
有一本很棒的书，名叫《巴巴拉吉（台译“破天而降的文明人”）（Der Papalagi）》。20世纪初，萨摩亚某个小岛的酋长椎阿比，首次到访了欧洲。其后，椎阿比酋长回到小岛，向同胞们讲述了关于欧洲以及巴巴拉吉（欧洲人）的事情。而这本书，就是将讲话记录收集整理而成的。
“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拥有头上的屋顶，为了能在村子的广场上快乐地参加庙会，上帝对我们说‘快干活！’。不过在满足了这些之后，为什么人们还是非得工作不可呢？针对这个问题，巴巴拉吉们从未做出过真正的回答；他们也从未让我听到过关于此事的意见。”的确，要对椎阿比的提问做出正面回答实在很难。来自懒太郎的类似提问也好，江户小故事中年轻人的提问也罢，对此，我们这些巴巴拉吉们（所谓的“文明人”）都尚未找到答案。
多田认为，这些提问都是让我们得以从根本上重新质疑社会的问题。不仅如此，那些正考虑着诸如社会变革、革命等问题的人，都有必要再次回到这些提问上来。在多田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他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伯特兰·罗素是很相似的。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多田，又比罗素向前更进了一步。现代主义式的科学技术信仰，在21世纪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它，多田也提出了与懒太郎相同的质问。
人们乘着新干线飞速行驶；在海底，在山中，人们打通了隧道；把河道截流，人们建起了大坝；破坏了农田，人们建设了机场。可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而已。那之后的30年间，全世界的工业都不遗余力地投入生产，终于到了让臭氧层开出空洞、让地球气候变暖的地步。借用多田的话来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诸如“‘想要跑得更快’，或‘把山当做障碍物’之类，存在于产业社会之中贫乏的构思能力之延长”。面对这种状况，仅仅用些小聪明——比如生产低排量轿车、在海面上建设飞机场、贯彻垃圾回收再利用等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此，我们不得不对 “构成产业社会的基础构思能力……本身，提出质疑”（《怠惰思想》）。进而，让这件事成为可能的，正是那“喜欢悠然自得地歪在席子上”的，慵懒的思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