濑户内海位于日本本州岛、四国岛和九州岛之间，是著名的多岛海，自古时起就是重要的交通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广岛为中心的大都市圈的建设，整个濑户内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重工业工厂密集汇聚于该地。由于产业废物的非法投弃，水俣病、哮喘病及光化学事件频繁发生。20世纪80年代，濑户内海的诸多岛屿被逐步废弃。濑户内海往昔的富饶、宁静和美丽在近代化过程中不再被重视，本地出现了人口锐减、渔业退化、地域力衰退等问题。[7]
为了激发地域活力，改善人口老龄化，濑户内海上的直岛首先开始行动。1985年，福武财团的福武哲彦和直岛市市长达成协议，计划将直岛南部开发为教育和文化场所。1986年，福武总一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提出了“直岛文化村”的概念。1992年，倍乐生之屋博物馆在直岛开馆。该博物馆集美术馆与酒店于一体，艺术家们在其周边专门构建了大量永久性艺术空间及工作室，[8]与整体环境相得益彰。从1996年起，福武财团开始委托艺术家创作在地艺术作品。艺术家需要思考他们的作品在周围环境中的外观，以及他们的作品如何与区域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1998年，福武财团购买或租用了直岛上空置的旧房屋和土地，再委托艺术家将这些空间变成艺术品，启动了与作品一体化的“家计划”。[9]
直岛在开展一系列艺术活动后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2010年，日本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等政府部门也试图依靠直岛推动周边荒废岛屿复兴。同年7月，由香川县总体策划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正式开幕。[10]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执行方为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执行委员会，由香川县知事担任会长，福武财团理事长福武总一郎担任总制作，著名的策展人北川富朗担任总指导。
濑户内国际艺术节不仅吸引了世界范围内艺术家的广泛参与，还吸引了日本国内外旅游者的频繁造访，更与始于2000年的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一并作为日本国内艺术参与地域活化、乡村复兴的典型案例，吸引了我国业界的效仿和学界的关注。针对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理论视角囊括了管理学下的治理结构、传播学中的“媒介人物”和艺术学中的艺术介入，以及历史学中的文化记忆等。
陈锐、钱慧、王红扬（2016）重点关注了艺术介入背景下的艺术家、开发商、旅游者及村民四类建设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由此建构起来的“艺术介入的乡村治理结构”，提出了作为一种乡村复兴的局部干预手段，艺术介入型乡村复兴机制的核心内容在于艺术文化的柔性介入和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11]渠濛（2016）从当代艺术介入、艺术节庆旅游和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探讨了艺术节对当代文化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2]韩凝玉、张哲、王思明（2019）从传播视阈解构恢复乡村活力的实践，阐述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所集中体现的具有传播价值的媒介事件、媒介人物和媒介时间，解析乡村活化与振兴中艺术与资本融合的智慧传播路径。[13]唐璐璐、向勇（2019）基于文化记忆视角对在地艺术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并讨论了艺术赋权社区使当地居民成为了艺术节的主人，使他们重建文化自信。[14](www.xing528.com)
日本学者对濑户内国际艺术节的研究则多侧重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也多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既关注濑户内国际艺术节对地域活化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关注当地居民发出的一些反对声音。
宫本结佳（2012）通过考察直岛艺术项目，分析现代艺术对地域环境保护、资源再生和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并指出在地居民对于地域形象的生成、新资源的创造和主体性的确认具有积极的可能性。[15]室井研二（2013）认为，在改善居住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艺术节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是艺术节对于社区的建设效果是否会随艺术节的结束而结束，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单纯强调旅游者数量、财务效果和媒体曝光度等是不尽合理的，应时刻警惕在地艺术与创意旅游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从一些居民对濑户内艺术节的反馈上可以得出，也许情况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理想。艺术家与志愿者的持续参与、政府的可持续性政策支持才是真正提升在地居民幸福度的重要支撑。[16]熊泽贵之（2016）分析了农村社区通过合作制作艺术对居民社区规划参与意识的影响。通过实验研究，他发现参与艺术合作有助于居民产生联结意识，同时有助于居民对社区建设产生持久的兴趣和意识，也有助于居民有效自我表达。他建议，居民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艺术合作。[17]
有别于上述中日学者的研究，本文基于气氛美学和关系美学的双重视角，探讨参与在地艺术项目的艺术家、当地居民及旅游者共同建构的美学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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