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研究国学之门径

将自今以往，世界上已无研究学术史之一事则已，不然，则吾国国学实占世界学术史之最重要之地位。无论世界任何一国，在历史上之学术图籍，实罕如我国之繁富者，故虽谓我国国学占世界学术史之大部分可也。然则无论任何一国之人，倘不精研吾国国学，而侈谈世界学术史，侈谈进化史者，皆已失去一大部分之知识，虽谓之不赅不全之学不为过也。然则吾国国学之重要，而当为世界学者所宜亟研究之学术，盖可知矣，况身生于其间者邪！

近来吾国学者，对于国学已颇知注重。然国学云者，其内容浩如烟海，学者既苦无从入手，更何能得其归宿？然则研究之门径为不可缓矣。

柱往者鉴于学生之需要，曾著《国学教学及自修法》一书，详论教与学之法矣。兹以学者之要求，更竭日余之力，重为整理最近研究所得，而为斯文，愿与海内学者讨论焉。

天下之人，能求学者多，而知求学者少；欲求学者多，而能成学者少。是何故？是无师法之故也。故欲研究国学者：第一，要在乎得师，得师则法明而学问乃可期于有成。唐人孙可之《与王秀才书》云：

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于韩吏部退之。

其与他友人书亦尝举此言之。清儒王先谦讥之云：

昔尝病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称其所受真诀，自来无择、皇甫持正上溯昌黎，称举至再，如小儿得饼，矜炫不已。

孙氏于文中称举至再，不避重复，未免令人可厌。然学贵得师法，有真传。汉人传经，最重师法，故《史记》、《汉书》等述经学之传授甚详。如《史记·儒林传》言《易》之传授云：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又如《汉书·儒林传》言古文《尚书》之传授云：

安国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王璜，平陵涂浑、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

举此二例，可见师法传授之重要，经学如此，文学亦如此。孙可之之说，殆亦不能尽笑。推之一切学问，亦莫不如此，正不特国学为然也。自汉以后，治学成绩，以清儒为最著。清人皮锡瑞云：

国朝（指清朝，今引原文不能追改）经师，能绍承汉学者曰：传家法。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段师弟无论矣。惠栋弟子有余萧客、江声，声有孙沅，弟子有顾广圻、江藩，藩又受学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皆尝执经于惠栋，钱大昕有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段玉裁有婿龚丽正，外孙自珍。金榜师江永，王念孙师戴震，传子引之。孔广森亦师戴震。具见《汉学师承记》。他如阳湖庄氏之公羊学传于刘逢禄、龚自珍、宋翔风、陈寿祺，今《尚书》、三家《诗》之学传子乔枞，皆渊源自有者。

皮氏所谓家法，即师法也。则清代诸国学大家所以能成就如此卓卓者，盖在乎得师之故，断可知矣。然则今之学者欲研究国学，期有精博之成就，不可不先以择师为务矣。

既得其师，则购书亦为急务。除与师同居，或学校图书馆与城乡图书馆富有藏书，足以供给者外，倘不多购图籍，虽终日饫闻名师之言论，而无书可读，亦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且假借师友或公共之图书，止可以供参考之用耳。其有当日夜揣摩，如古人所谓韦编三绝者，至少亦不下数十百种，斯则必自备而无能求借于人者矣。读书欲得其精，然欲得其精，非先博览不可。汉儒扬雄有言曰：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无约也。寡见，无卓也。

此言甚是。吾尝譬之如购物然，倘入小家商店，则拣来拣去，亦不过此数物，岂易得其称意者。若举足而入大公司则不然，种种色色，唯吾所择，则称心洽意，亦甚易易也。读书之多寡，所得亦岂异乎此。然吾尝见今之学者，丰衣美食之费则不惜，一言及购书，则委之曰贫，则亦不知权衡乎轻重之过矣。

既得其师，又得其书矣，则又当其有勤敏之性行。孔子言敏而好学，即勤敏之谓。而勤为尤要，古今成学之士，类多从勤苦得来。即灵敏之性，虽似本乎天赋，然亦可以勤学得之。今举清儒阎若璩为例。清人江藩《汉学师承记》云：

若璩生而口吃，读书千遍不能背诵。年十五，冬夜读书，扞格不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年补学官弟子。一时名士，如李太虚、方止、王子一、杜于皇皆折辈行与交。若璩研究经史，寒暑弗彻，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

然而天性愚钝，亦可以勤苦使之颖悟。学者不患天才之不敏，而患用功之不勤耳。勤敏之性行既具，于是乎乃可以言研究之步骤。抑余言至此，有不能不特别声明者：吾上言学贵得师，倘师既得其人，则凡吾今之所言，皆师之所当教，吾言实可以作废。今复云云者，示略言无师者之步骤，以备已得师者之质正为耳。

第一步须分读、阅两法：

曾国藩《与邓寅皆书》云：

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

然则何者应阅乎？何者应读乎？曰视乎学者之所专。所专者宜读宜熟，其余宜阅宜速。就所专之中，又当略分轻重，而读熟之程度，有高下焉。至于诗文之为纯文学者，则尤非时时习诵不可。盖文学非仅凭乎知识，要在优游涵养神而化之，故非多熟多读莫能为也。

第二步先求通大意：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

好读书，不求甚解。偶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读书不求甚解，此语每为世人诟病。其实初学读书，亦是必经之阶级。倘初读书不求甚解，势必常有一大师在左右备质问而后可，否其事实有所不能。何者？初学读书尚少，根柢尚浅，识古义无多，岂能细心从事考证？是故势不能不先将所欲读所应读之书，暂略通大义，不必字字求其甚解，俟读毕十余种，然后再进而为精深之研究耳。求通大义之方法，最好是取名家评点之书籍，照点一次。明白洽心者熟读之，不识者置之，特别者笔而记之。否则字字苦索，力疲者不数页而止；志强者亦事倍功半，耗精神于无用也。

第三步深求法：

此当分为三层：（一）研究语言文字之学，以明形声训诂之大纲。盖积字成句，积句成篇。倘文字不明，何由明其句读，通其义理乎？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盖古者八岁而入小学，即授以六书之义，诚读书之根本也。今欲略通小学，第一要书，为汉许慎所撰之《说文解字》及清人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许氏之说文字，段氏之解《说文》，固不能无误。然吾人所藉以知六书之义例，匡正许书者，亦赖许书。而段氏者，许君之功臣也。他书美者固多，然学者或非欲为小学专家，则研精于此，亦足以应用矣。（二）阅注疏。古书之未易明者，古注疏已多所注明。如《十三经注疏》网罗尤富。其余子、史、集类诸注，亦均各有所长。学者均宜择要观览，以释疑解惑，而充根柢。（三）博览清儒汉学家书。古书之难明，一在乎制度，二在乎古字古义，三在乎假字讹字。凡此三者，汉、唐诸儒已置力甚勤，大有成绩。然汉人之说，已多残缺不完，唐人亦尚多未备，五代以后，学尚空疏，言鲜征实。清儒特起，考订之勤，超唐越汉。经学如正续《皇清经解》，大略已备。诸子之学，如王念孙之《读书杂志》，俞樾之《诸子平议》，孙诒让之《札迻》，尤其卓卓者。自余史、集诸书，亦均称是。学者宜择己之所专，与古注对勘，择其要者书于上方，以便研究。如是为之数年，读毕十数种，则考订之途径既明，而所得亦已不浅矣。夫如是而后可以语古注之得失，而后可以进于研究之域。

第四步研究法：

此亦当分三层分述如下

一、思辨。此颇近于今人所谓怀疑。唯怀疑则与尊信相反，而思辨则界乎两者之间。疑所当疑，信所当信，不似怀疑之易流于偏激耳。怀疑者，有时自信太过，反未及思辨而自陷于武断。唯思辨者则纯粹客观之学，而其所思辨者，实已经过怀疑之观念，故怀疑不可以包括思辨，而思辨可以包括怀疑也。昔之成学能有新发明者，未有不始于怀疑，而终于思辨者也。《汉学师承记》载阎若璩云：

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伪。沉潜二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

又述戴震事云：

君年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塾师授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子朱子何时人？”曰：“南宋。”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东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

观此可以知二人思辨力之强，故能发明古学，卓然为国学大师也。盖学无思辨，则人云亦云，记诵虽博，亦犹一书店而已，于己何益乎？孔子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博学、审问必继以慎思、明辨，是不可不察者也。

二、考证。此是研究学问最不可少之功夫，而研究国学，则为尤要。盖实事求是之学，本当如此。不然，则妄思怀疑，凭空思辨，语无佐验，足以欺童蒙，未足以语高明也。考证学之重要，譬之于科学，殆如物理、化学之有实验矣。理化之无实验，而谓其足以征信于人乎？

且古书传世既久，字音字义，往往今古悬殊，有今人以为难解，而疑其讹误，而其实为古人之常语，并未为误者。如《墨子·尚贤》中篇云：

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

清人毕沅改毋为毋，注云：

毋读如贯习之贯。

至王念孙始知其非，王云：

毕改非也，毋，语词耳，本无意义。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者，唯得贤人而使之也。若读毋为贯习之贯，则文不成义矣。下篇曰：“今唯无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中略）其字或作毋，或作无，皆是语词，非有实也。”

王说是也。然“唯毋”何以连用，则学者尚未言及也。吾以谓“唯毋”古双声，毋者，唯之声转，长言为唯毋，短言为唯，或为无。凡《诗》之无念尔祖，无沦胥以败等无字，皆唯字之转音也。“唯无”声转义同而连用，犹“既已”声近义同而连用也。然则“唯毋”之毋非贯之讹也决矣。

又有在古人为本甚易解，而或文从假借，后人不知，转以深求而不得其解者。如《诗·东山篇》云：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毛传》释之云：

敦，犹专专也。烝，众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毛传》不释瓜字，于文未明。《郑笺》则释之云：

此又言妇人思其君子之居处专专，如瓜之系缀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尘；栗，析也。言君子久见使析薪，于是尤苦也。古者声栗裂同也。

清人焦循复为之申毛义云：

以栗为析，笺易传易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何以喻事苦？《释文》引韩诗作，即蓼字。《周颂》：“予又集于蓼。”《毛传》云：“言辛苦也。”蓼为辛苦之菜，而瓜系之于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谓瓜瓣之苦，事苦谓集于蓼之苦也。毛本当作烝在蓼薪，与韩诗同。

今观诸家之释，尽属牵强，费辞费解。盖皆于瓜字信之过甚，无暇思辨，无暇考证故也。以我考之，“有”与“又”通，此古文习见者也。“敦”即前文“敦彼独宿”之“敦”，彼笺云：“敦然独宿于车下”，与本章《传》训专专之说相合。“瓜”当为“孤”之借字，孤，从瓜声，一证也。《礼记·曲礼》注《释文》“菰”本作“苽”，又《内则》，《释文》苽本菰，苽从瓜，菰从孤，苽菰通，明瓜、孤亦通也，二证也。由是言之，瓜苦当即孤苦。烝即上章“烝在桑野”之“烝”。毛传云：“窴也。”有敦孤苦，即又敦孤苦；谓又复敦然孤苦，窴于栗薪之间也。即上章敦彼独宿，亦在车下之意也。上文言：“洒扫穹室，我征聿至。”谓洒扫以待征人之遂至，而不知其又敦然孤苦，露宿于栗薪，而不能归。故下又接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重叹其久也。文义岂不甚明？此考证之功，所以不可忽也。

三、校订。此亦为治国学者所最不可少之法。盖古书传世已久，有无识之妄改，有无意之讹脱，有篆隶之讹变，有避讳之改省。以是之故，倘不严加考订，则郢书燕说，势必不免矣。自宋以后，此学久荒，至清而极盛，殆已成专门之学矣。今为初学者略示其途径焉。约而言之，盖有十端，分述如左：(www.xing528.com)

（甲）据本书以订正之

如《诗·大雅·假乐篇》云：干禄百福，子孙千亿。

此诗干字，解者多作干求之义，而俞樾则据本书《旱麓·序》订正之云：

干字疑千字之误，何以明之？《旱麓·序》曰：“周祖之先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禄焉。”此干字明是千字之误。彼序正本此经。

今按：俞据《旱麓》改干为千，则千禄百福，相对为文，义甚自在。

（乙）据注文以订正之

如《荀子·乐论》云：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扬注云：于是犹言是于。）皆知己之所恐畏之举在举是于也，故其罚威。

此文之“于是”，清儒卢文弨改正为“是于”，云：

是于旧本俱作于是，反将注文互易，误；今改正。

今按：卢氏盖据注文即可以订正“于是”之当作“是于”，“是于”语不经见，故扬注云：“是于”犹言“于是”。若本作“于是”，“于是”本恒言，扬氏何必注释？且云“于是”犹言“是于”，是以不经见之语释恒言矣。有是理乎？考《说苑》亦作“是于”，则作“是于”者古本古语也。

（丙）据类书以订正之

古代类书，如《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所引古书文句甚多。古书文句有在甲则误，而在乙则不误者。有在乙则夺，而在甲则不夺者。彼此对校，正误自明。如《墨子·非儒》下篇云：

其亲死列尸弗。

毕沅解“弗”与“祓”同。王念孙云：

丧礼无祓尸之事，毕说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敛，今本脱敛字耳。列者陈也，抄本《北堂书钞·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敛。

此据《北堂书钞》增敛字，文甚明矣。

（丁）据古人节抄之书以订正之

如《群书治要》、《意林》等所引古书文句亦多，均可引之订正。如《墨子·天志》下篇云：

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士正之。

此“次”字，或疑为误字，或训为即。而孙诒让据《意林》所引以订正之云：《意林》引“次”并作“恣”，案“次”当依马读为恣。然则《墨子》之“次”或为“恣”之借字，或为“恣”之坏体，而其义则必当为“恣”明也。

（戊）据异本以订正之

如《墨子·明鬼》下篇云：意欲死然。

毕沅云：一本作使，孙诒让据《道藏》本吴抄本改“死”为“使”是也。

（己）据形似以订正之

如《墨子·尚贤》下篇云：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

此文言字无义，王引之订正之云：

言当为否，篆书否字为；言字作，二形相似。隶书否字或作，言之或作，亦相似，故否误为言。否与不，古字通，故下句言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书作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义并同。

此以言否篆隶字形相似而订正之者也。

（庚）据声近以订正之

如《墨子·明鬼》下篇云：武王逐奔入宫，万年梓株，折纣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戮。

此“万年梓株”四字，文义难晓，诸家均无敢下笔。然余按《说文》，年作，从千声；千作，从人声，故人、年声近。“年”变为“人”，亦犹《节用》上篇：子生可以为二三人，二三人即二三年之变也。梓，《说文》从木，宰省声。故梓借为宰。故《汉书·宣帝纪》损膳者宰注，宰，杀也，则宰有杀义。株、诛同声之借，则“万年梓株”，本当作“万人宰诛”明矣。

（辛）据音韵以订之

如《墨子·非乐》上篇云：将将铭苋磬以力。

此文讹脱难读，自毕沅、孙星衍、江声、俞樾均莫能订正，孙诒让以音韵及字体订正之云：

将将铭，疑当作将将喤喤。《诗·周颂·执竞》云：钟鼓喤喤，磬筦将将。《说文》金部，引《诗》喤喤，作锽锽。《毛传》曰：喤喤，和也。将，集也。《说文》足部，行貌，引《诗》管磬，则将亦之借字。此力虽与上食下翼式韵协，然义不可通，且下文酒野亦与力韵不合。窃疑此当作将将锽锽，筦磬以方。方与锽自为韵。力方形亦相近，《仪礼·乡射礼》郑注云：方犹并也，管磬以方，谓管磬并作。犹《诗》云，笙磬同音矣。

孙氏此校甚确切可用，盖通以音韵，证以形体，皆无不合矣。

（壬）据避讳以订正之

如《老子》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苏时学云：句皆用韵，独“国”与“丰”韵不叶，心窃疑之。及观《韩非·解老篇》乃作“修之于邦”，始恍然而悟。盖与东、江通韵也。汉人避高祖讳而改之，故下文“以邦观邦”，亦改“以国观国”。

（癸）据文义以订正之

如《墨子·尚同》下篇云：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

此文“治”字于义不可通，俞樾云：治字，乃始字之误。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云云，是从古之始为政者说。故此云：胡不审稽古之始为政之说乎？以文义论之，则“始”义既比“治”义为长，而治、始亦形声相近易讹，则“治”之当为“始”，可无疑也。

此外金石及龟甲文字均足以为文字学及史学等考订之资料，学者皆不可忽者也。

然则研究国学之道，如是而已，可乎？未尽也。段玉裁《戴东原文集序》云：

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书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先生之言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

然则专从事于训诂考订之学而止，则是专以一名一字为学，而终身为轿夫也，其可乎？故继此以往，再有事焉。

第五步讲论条贯，明辨得失：

所谓讲论条贯，所读之书已经精心考授，文字训诂已无误，爰将其说分类研究，综合比校，其以求大旨之所在，而明学说之条贯，而后全书之义，乃可谓之尽明矣。

所谓明辨得失者，凡学说能卓然独立，成为一家者，必有其独到之处，亦必有其偏失之处。《荀子·解蔽篇》云：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

诸子如此，其他之书亦莫不皆然，则明辨得失，不为所读之书所蔽，而后可获学问之益。此又凡求学者所当知，不仅研究国学为然矣。

〔原载张少孙编《（名家指导）国学研究法》，大华书局，1936年〕

陈柱撰文以心得示治学门径，要为分阅读、通大意、考探究、论条贯、明得失诸项，归根不离小学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