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创建国学研究会，汇集群士研究中国学术

本校同学诸君，创设国学研究会，闻于上星期五日，已开成立大会，且人数众多，得有五六十人，可谓群士响臻，于斯为盛者也。余为之欢喜无量。常慨吾国自唐以后，古文家崛兴，其后学者，往往知文而不知学。时至今日，国势危殆，有识之士，莫不谓学术可以救国，乃人之为学，犹是舍本趋末，不能务其大者远者。今诸君有志国学，集会研究，斯诚盛事。其若何研究之法，昨者李鲁、李敦书、钟振翮三君，来与余言，谓凡我同学愿得先生一辞之赞，聊以愚管，爰草数条，书之于后，备要删焉。

一定宗旨。何谓定宗旨？国学者，谓中国之学术也。吾人生长中国，当为中国学术。乃自不学无术者流，见异思迁，于是从外国之学问，则拾其皮毛，视中国之学问，则弃若草芥，所谓齐则失矣，楚亦未为得也。遂使兴学数十年，致有教育破产之叹。即有从事国学者，又往往牵合而附会，如汉学家之考据，则谓有科学方法。目录之学，固读书之门径，虽四部不无可议，近之讲求版刻者，不免骨董之讥。而今则废去四部，欲用杜威之十进法，易其名称，则谓之图书馆学。至外国自有哲学，中国向无此目，乃以经部《易经》，子书之儒道法墨，谓是中国哲学。不知《易》之为学，博大精微。有汉以来，京房之灾异，已嫌别传，王弼之注释，唯尚玄谈，魏伯阳参同契，则神仙家之修炼也。宋之陈抟，别造先天后天图，而入以道教矣。此种《易》学，涉于芜杂，所当摧陷廓清，迄今尚无其人，又岂可增以哲学之说乎。若儒墨诸家，罔不各崇所长，以明其指，成为专家之学，并于一家之中，有其派别，学者尚不足辨此，而得以哲学概之乎。夫学问之道，其失最巨者，即为牵合附会。虽然牵合附会，诚学者之大患，究以何者为宗旨？曰尊孔圣，阐经义，崇礼教。此三者，能认定其为宗旨，于国学而实力研究，斯乃纯粹之国学也。

夫天生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当时达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仪封人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盖言孔子之大，学无不备，不得名之为一家，天将使之秉铎行教，为中国教化之主，足以师表万世者也。司马迁作《史记》，列孔子于世家，世家之例，以周代分封国君，皆是世及相继者。孔子圣德在庶，亦编入之世家者，识者谓吴鲁诸国，后皆灭亡，唯孔子为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则世家之作，若专为孔子设也。故其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史公亲见孔子之教，学者所宗，中国天子以下无不取而折衷，在彼时一传再传，已及至十有余世，必且世世无穷尽也，非至圣其孰能之。外人不达，每言中国为无教之国，而吾国人亦信之，不复置辨，不知中国奉行孔圣之教数千年于兹矣。《南齐书》有云：“家循孔教，岂不然哉。”乃自辛亥后，政体迁革，以为时异势异，孔子之教，不适于用，由是毁文庙，废春秋祭祀，衍圣公削除其封爵，且思夺其田产，亦可谓丧心病狂矣。今岁何幸，上丁释奠，广省行之，一方然行见全中国，必复其旧。夫圣如孔子，外国尚知尊敬，而中国人其可忽乎哉。不特此也，《礼·中庸》一篇，孔子孙子思作开首则曰修道之谓教，即言天之生人，人各有性，人性有善有恶，固是一阴一阳之道，而吾圣祖立教，直可补天道阴阳之偏，人果服从其教，将必有大一统之势。《中庸》不云乎，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则言孔子之教化横被，由中国而达外国，苟是人类，无有不尊亲兼至者。然则诸同学，研究国学，学所以为人。观《鲁论》以学而时习，为其开宗明义，继之以有子曰其为人也，则孔子教人为学，亦教之学为人而已矣。以为人为学，惟孔子之教为然。则人在天壤间，欲知为人之道，一本之孔子。孔子之加惠于人，厥功为大。研究国学，而用尊孔为宗旨，此其一说也。

孔子删订六经，后世政策所从出，名之为经者。其自言则云：“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贻来世。”而庄子则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可知经乃治世之书也。刘彦和《文心雕龙·宗经》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则经教为历久不刊者，盖经之字义，本训为常也。具此两说，而经之命名，于是备矣。特是孔子以前，经之书已有之，《礼·王制》篇，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左传》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是也。顾经之书虽有，自经孔子修定，始有经之名，并有经之义。何以明其然哉？《礼记》有《经解》篇，荀子云“始乎诵经”，非谓孔子手订之经乎，盖至是而经之名乃立。其言经有其义者，何也？经当孔子未修时，《易》不过卜筮，《诗》不过歌咏，（乐本无经，孔子删诗，即是正乐。）《礼》不过记其典制，《书》与《春秋》，恐亦不过载诏命事实之史，无所谓义也。自孔子加以赞修，《易》则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义不专重占卜，可为寡过之用也。《诗》则削去重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礼》则冠昏丧祭，《仪礼》述其规制，在《礼记》则有冠义昏义祭义，而于丧服尤详也。春秋笔削，为孔子所以惧乱贼者，孟子引之曰：“其义则邱窃取之”，太史公曰：“立一王义法”。则孔子以经垂教，有微言大义，寓乎其间，庶后人可遵而行之。乃汉武表章以来，说经之士，第知党同妒真，两汉则有今古文之争。康成郑氏，义据深通，不守家法，道统于一，卓然为经师矣。王肃起而与之击难，或谓《孔子家语》、《尚书孔传》，皆由其自行伪造，以作佐证者也。魏晋而降，又分南学北学。宋明好言性理，程朱为一派，陆王为一派，程朱则道问学，陆王则尊德性，各习，几水火之不相入。迨至清儒，考据之学兴，病明人之空疏，务为实事求是，别树一帜，则又所谓汉学宋学矣。夫经之为教，并有其义，岂可存门户之见，而彼此相攻，不求其实行。慨自科举既废，众建学校，经则束阁不读，直至今兹，人则一言及经，犹从而诽訾之。近闻广东命学者诵经，嗣以孝为百行之先，又使之读《孝经》，五经四书，昔之家弦户诵也，必于今日而复睹之矣。诸君研究国学，当阐发经义，定为宗旨，此又一说也。

礼教流毒，礼教吃人，此等论议，闻之久矣。推原其故，人之深恶乎礼教者，盖不愿受礼教之拘束，无以一任其放荡，与自由平等，适相反耳。今当局信管子四维之说，提倡礼义廉耻，而四方响应，极一时之盛。中国素号礼义之邦，人能实行此四维，人心风俗，俱归敦朴，仍不失为礼义之称，天下当用此治平矣。夫礼教之源，《曲礼》曰：“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由此观之，人之异于禽兽者，在礼与无礼耳。试思人而无礼，父子之间，亦等禽兽之聚麀，尚可谓人乎哉。《荀子·礼论》篇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由起也。”荀子盖知人之生于世也，有欲有求，理无必得，其究也必出于争乱，先王制礼，以养欲给求，正所以息争而弭乱耳。夫古之言礼者多矣，《三礼》而外，杜佑《通典》，其于礼文，辑录成典，凡为百卷。厥后宋陈祥道之《礼书》，清秦蕙田之《五礼通考》，皆有专著。今亦不能殚举，仅载《曲礼》与《礼论》两则。一以见有礼者为人，无礼者为禽兽。人禽之判，只在几希。若但知自由平等，不循名分，不纳轨物，逾越范围，同于禽兽之所为，此之为患，更非浅尠矣。彼以礼教为流毒吃人者，亦深长思之哉。一以见礼教缘起，从生人之争乱而来，昔老庄之法自然，尝言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其意必谓礼义之为教，转以启斯民之争心，能将斗衡而剖之折之，则争论于焉熄矣。夫处晚周战争之世，而高语皇古，欲慕无为之化，此必无之事。彼徒见斗斛权衡，人之高下其手，遂至互相争夺，庸讵知斗剖矣，衡折矣。物之多寡轻重，全无凭证，其争也益甚。故礼之为教，盖亦不得已而用之。斯犹斗衡诸器具，藉以为物贾之平，不可或废者也。《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足征经教之中，要归则同，其当务之急，则礼之行用为先也。诸君之于国学也，既锐意研究矣，而崇尚礼教，以定宗旨，此又一说也。昔战国纵横之世，百家并作，其学各有宗旨，维法家慎到，终日言成文典，倜然而无归宿，孙卿子非之，以其无宗旨也。今诸君研究国学，首去附会，其于宗旨，则以尊孔圣、阐经义、崇礼教，用此三者而严定之可也。

一认门类。中国之学术，门类繁多。尝悉数之，有经学焉，属于经学者，则为小学音韵学。有史学焉，属于史学者，则为地理、掌故、谱牒、簿录、金石诸学。有子学焉，则为儒、道、名、墨十家之学（汉志诸子略十家）、兵、医、术、数诸家之学（隋志以汉志兵书术数方技三略尽入子部）。其间又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艺、术、释、老诸学。有文学焉，则为选学，与斯散文、诗词、曲等学，都凡三十余类，是为中国之学术。诸君自认门类，就其性之所近，于其中选出一类，而细加研究，以成专家之业。

一勤读书。学问之道，不专恃书籍，随时随地，有心人皆可悟及学业。昔圣门子路之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盖谓人之为学当有裨于民人社稷，非以读书为急务也。虽然，诵读书策，固亦为学之资也，读书乌可废哉。其研究之法若何，今为分别两种：一统读，一选读。何言乎统读？试列其书目如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刘彦和《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钟仲伟《诗品》、王应麟《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钱辛楣《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东塾读书记》、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以上十二种，为人人必读之书。昔王西庄先生谓人必有得力书，此数种，学者可终身诵之，其得力必不少也。统读书目，已如上述，再将选读诸书，亦列名于下：《左传》、《论语》、《说文解字》、《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水经注》、《国语》、《战国策》、《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管子》、《邓析子》、《尹文子》、《墨子》、《商君书》、《韩非子》、《鬼谷子》、《吕氏春秋》、《孙武子》、《楚辞》、《文选》。以上二十六种，同学可各认一书，从首至尾，细心诵读，专门研究。此与上条，听诸君自行裁择。如已于学术门类，择定一种，则所读者，即为此一类学术书，不必兼读他书。如《左传》诸部，选读一书，亦毋庸于门类之中，再及之。此其为法。在清光绪初年，吾吴开学古堂，肄业诸生，将经史各种书择取一种读之。当时学长，为雷师甘溪先生。师系段茂堂再传弟子，于小学最长，著有《说文外编》等书。余即读说文段注，其时余年才弱，至后能博览群籍，知国学门径，实基于此。

一作札记。札记之用，于学最有益。《论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焉已矣。”此即札记之说也。故亭林先生，其书为札记，即取日知为名矣。今诸君于国学，既于各类中，认定一类，而于所读书，亦择定一书，读时随笔录出，入之札记。札记无定体，分为两种，一当取者，一当戒者。

当取若何？如读有心得，或有疑义则记之。如书中所载之事，为向所未闻者，则记以广异闻。倘参考他书，而与此书有异同，则须订其是非。或一人之书，前后立说相违，如《孟子·滕文公》篇，斥墨氏之兼爱，其弊为无父。至《尽心》篇则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似赞美之辞。氏之与子，其中必有辨也。又如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并为儒家，必为学说所本，不可无记。《史记》自序之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与上文文王拘羑里演《周易》云云，文法变换，明方孝儒《易世传》为乃著，转讥其说矛盾，与不韦本传不符，不知史公之世传，盖谓不韦之迁蜀，其人诚不得意，而吕览则世传之也。故读古人书，亦当体会其文法。诸如此类，能读书得间，触类而引伸之，著之札记，此为当取者也。

其当戒奈何？近人喜言恋爱，乃于《诗》三百篇，唯讲恋爱，不嫌侮圣。昔朱子于郑声淫，读之不善，误以郑声谓郑诗，不知郑声谓乐，淫是其声不正，过于淫放，非谓郑诗多出淫奔。朱子诗说，宜同时之人，已与辨诘，后贤多匡其谬。今不解经之可尊，而以《诗》为导淫之作。夫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存焉。自恋爱之说盛，人之陷入穽中，自致死亡者，时有所闻，乃犹津之乐道，而以风诗借谈恋爱，意谓经且如此。岂孔子删诗，所以垂教后世者，义果在是。此当戒者一。贵古贱今，人之恒情。今则不然，每见近世文人，其所援引，只及梁任公、胡适之，以暨外人之说，而于前代圣贤，反多谤毁，将此两人外，全不足信。吾中国数千年，无一立言之士，流传典籍，半出依托，而外国人虽生存，均当奉为金科玉律耶，是之谓贵今贱古。此当戒者二。书之真伪，苟非确有主名，如汉张霸之《百两》篇，隋刘炫之《连山》，元吾衍之《晋乘》、《楚梼杌》，明丰坊之《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则为向壁虚造，其余传至今日，世所通行，必以伪书目之，岂可臆断。往与王静安先生谈学，余言及《孔子家语》，其书固伪与，彼曰伪。余继之曰，先生见真者乎，彼无言。余曰：“《家语》之称为伪，余岂不之知，但未见其真，则亦不必谓今本之为伪。孔子言行，此书犹有存者，全不欲强以为真，姑阙疑以慎言可耳。”彼默然无以应，余亦不复置喙，恐伤吾人之交情矣。今人急急辨真伪，谓为治学之要，余不愿诸君为之。此当戒者三。世之考古家，自殷墟龟甲、敦煌石室残简行世以来，人遂注意于地下之发掘，以为学问在斯。一旦古人坟墓中，果有新获，加以考证，一若班班可据者，甚有字不成体，意说得理，人亦无从指摘，余故比之以垦荒。倘购置一书，为北宋刊本，吾以廉价得之，如宋刻《秦桧集》，厥后竞售至三万元，则考古之中，成为贩古，实有大利所在，是以争趋之。然考古之学，吾嫌其近于欺人，不如书可共读，足以辨别其得失。此当戒者四。人心爱奇，自古为然。如墨学之来自印度，以印度之人种为黑，而墨子性墨，遂傅会之，不但向无所闻，即使实有其事，亦须知墨是中国学。印度为一亡国，媚外之心，何至连已亡之国，而吾亦媚之。造此说者，只知爱奇耳。余生平持论，以为新不可奇，旧不可腐，人之为学，应于旧中开新，而不当失之陈腐，但无取乎奇。又《左传》一经，《史记》名《左氏春秋》，或以左氏地名，其书由子夏居左氏时有此撰述，亦极新奇可喜矣，然而非也。此当戒者五。凡为五条，皆札记中所当戒除者，如此则诸君研究国学，可以知所从违矣。(www.xing528.com)

余所期望于诸君者，诸君笃嗜国学，立会研究，当完全其为国学，不必趋逐风气者也。若以恋爱、考古等，正当今之所尚，苟尽行废去，不免过于谨严，不知无虑也。余孜孜国学，将五十岁矣，不通外国语，不习外国学，唯吾行吾素，文则外报载之，所有著书，外国藏家列其目。十年以前，今之昭和犹在摄政时，由其前文部大臣为之进呈，余与其人之不识。法国伯希和，是法之有中国学问者，前岁至旧都，购余已刻四种，如《六朝丽指》五册，归储其国图书馆。而德国汉堡大学，属其国哲学博士颜复礼，贻余书，并寄十金。盖复礼余之及门也，谓彼校中文部，愿得余《太史公书义法》译成课本。余往在年少，笃守孟子用夏变夷之训，故余未尝有取于外国，而外国且以读吾书。然则人贵有志耳，未有不足以自立者，奚在随时变迁哉。然吾之学业，追溯其功，不能不归之于札记。顷者书肆中，有时犹见《学古堂日记》。此日记，即余等当日之札记也。札记之获益何巨哉。其办法，会中可刻一木板，格纸行款，或即仿照试卷，月缴札记一册，数以五页为限，命笔则求调达畅顺，说理透澈。书法用正楷，直写而下，不用旁行斜上。夫书亦古者六艺之一。此亦研究国学之所有事也。

一约集论。《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夫人之为学，欲相与讲习，约友朋而集会，此《礼》所以言观摩，《诗》所以咏攻错也。今诸君为国学立会，而一共研究，固已善矣。又应约定时日，萃集以同讨论，每月之中，勤则四星期，或行其半。逢此日则聚集一堂，于认定之学术门类，与所读之一书，细加评论。已书之札记者，即出此札记，就正于友人，并可说明辨论之时，须直言无隐，不可有伤友谊，则气见不生，而驳诘无所顾忌，庶义理显达，就其是非，抒吾见而尽吾辞矣。此集之约，往贤有行之者。闻清初儒者，乡会两试，其策问题，不出《困学纪闻》，于是同取研究，而约期商榷，今即用其法焉。

一延师长。学术门类，与所读书，既已认定，而作有札记，则所缴之卷，必得师长许阅，方可知其是非得失。即约期集论，亦必有师长而加指导，则进境自易。但此事戛乎其难。何则？长于国学者，其人早由学校延请，恐无余暇可以兼顾。且同学创此学会，寒士处境不丰，如欲出资敦聘，势有不能。余衰年善病，苟人数无多，仅有十数人，每日批评札记，或一月中，到会一次，与诸君讲学，犹可勉力为之。《论语》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余并可决不计较，以助诸君研究国学之兴趣。今会方成立，而已有五六十人，异日陆续而来，札记之卷，或至加倍，断非一人所能胜任。为诸君谋师资计，几无良法。虽然，余一生办事，自问颇具热心。诸君既能研究国学，一时不得其人，余暂承其乏，遵先圣诲人不倦之义，未尝不可。但日后精神萎顿，或竟无以滥竽充数，则真无可如何之事，此不可不预言者也。

一请演讲。昔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其后汉儒传经，遂有石渠白虎之议。至宋明理学，亦以讲学为务。顾亭林言：“昔之空谈，谈老庄，今之空谈，谈孔孟。于是肆其横议，弊且随之。”有清一代，遂使集会结社，不得不立法禁止。自西学既兴，而学术演讲，复行于世。不特学校之中，时请闻人讲学，凡一切开会，必设讲座，所以益人神智，而扩其见闻，则固不可或无者也。今诸君研究国学，业已成彦会矣。其人深于国学，而于本会宗旨符同者，或迳往商请，或恳求绍介，备安车以迎其来，导之讲席，听其崇论宏议，同学秉笔记录，于其演讲毕后，将稿本付印，一一分发，交相推求则霑逮必多。故请人演讲，亦诸君研究国学，增进学业之道乎。

一期世用。人之所以为学，原非多读几部书，诩吾博学，即足以尽其能事。亦非仅为传世计，流连身后之名，惟以立言不朽，作千秋之想已耳。虽然立此学会，勤勤研究者，将何用乎，曰须期其有裨世用。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诚使得志行时，则本其学问，以措之世用，于国计民生，熟权其利弊，细审其缓急，而非杂投并进，方可转危为安，则吾用世之志，或能稍收其效也。苟如古之贤杰，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则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自视不敢轻，传吾圣人之教，而息诐距邪，转移风气，则吾之于世，犹不失为有用之人，庶几其得乎。若值此世变，只求逍遥物外，不复存兼善之心，上无以为政，下无以为教，斯直天地之蠹矣。故研究国学，亦期其为世用而已矣。

一备出报。学术之报，今出版者有矣，然或偏于文辞，而详明学术者则吾见亦罕。能以上所胪列者，国学之三十余种，而发扬光大，此等杂志，尚无人焉，起而任之，岂才难之可叹乎。抑国学处此存亡绝续之交，为斯文之将丧乎。今得诸君之研究，又有五六十人之多，则异日者，用吾学术，以载之报章，不必人各一篇，而卷帙宏富，学说复精深广远，能窥其大，读者无不敛衽赞述。国学之振兴，人都归美于诸君，是岂第中国之幸哉。然此非今日之事，诸君于国学，不过研究伊始，俟深造自得，足以饷人，再谋出一学报，使人见之，谓此固国学之皋数，争相浏览，于是流行必畅，入会者屡有增加稿本，何忧乎短缺，必可无有尽期，但今尚非其时也。诸君设有议此者有毋图近功，姑从其缓，预备之可也。

（原载《大夏周报》第10卷第29、30期，1934年6月）

孙氏陈国学研究之法，谓定宗旨、认门类、勤读书、作札记、约集论、延师长、请演讲、期世用、备出报诸项，要在复归书院论学之制，重兴尊经礼法之规，追怀遗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