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评析及成果

东南大学最近发出他的《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他这里整理国故的巨大计划，罗列很多的如《中国民族史》、《中国语言文字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等等的名目，以为“期以十年，然后审正名实，陆续发表”，是很可佩服的大计划的精神。但是他的计划书的内容，很有“莫名其妙”的地方，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种疑问，最好是请求那位作这篇文章的人解答出来。

这篇文章的意思，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两观三支”的分类，这种的分类法，可以说是他的创作了。现在把他的两观三支的分类列后——

客观：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

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

主观（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

这样的分析，好象很好看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分析？这种分析法是有什么根据？我们现在要问，以“科学理董国故”和“以国故理董国故”是怎么样分别？科学的理董国故和国故的理董国故，是从方法上分别还是从材料上分别呢？如果作方法讲，以科学理董国故是说得通，但是以国故理董国故是怎么样说呢？难道采用违背科学方法的原则么？如果作材料说，以国故理董国故是说得通，但是以科学理董国故是怎么样说呢？难道强把科学的材料，排入国故内么？如果一方从方法讲，一方从材料讲，则两者准有沟通的余地，何以强为区别呢？

他说道：

且科学本为不完全之学，今日学者间之所公认，尤必有以补其阙，故更进之以国故理董国故说。

这里说的科学，不知是说方法还是说材料（知识）。如果是方法，国故更有什么方法可以补足科学？如果是材料，何以我们的国故，要生吞活剥的把科学的知识羼杂入内呢？

他又说：

笃而言之，以国故理董国故者，明澈过去之中国人，为古服华装，成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者也。而以科学理董国故者，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为变服西装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也。

这几句话奇怪极了。以国故理董国故，明澈过去之中国人，为古服华装，成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这话还有点象。国故的成为国故，无论如何是不能变相的。从历史家的眼光看，国故就是国故，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出来的，不能说不是国故，用后来科学的材料加入去的，就不能是国故。如果理董的国故，是从科学方法上整理出来的，也不能不是古服华装成为血统纯粹的中国人。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为变服西装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是作何讲法？如果从因果的关系上说，国故理董的国故和科学理董的国故都是分不开的，都是有由过去以到现在未来的关系的。如果以为国故的理董是造成血统纯粹之中国人，科学的理董造成华洋合婚的中国人，不知国故的理董和科学的理董是案着什么原则去把他划分呢？那么，太“拟不于伦”哩！

照作者的意思，所谓科学是说科学方法的，他中间有说道：

是故今日以科学方法理董国故，约分三端：

一、学说

二、图谱

三、器物

又说道：

是故以国故理董国故之办法约分三端：(www.xing528.com)

一、疏证

二、校理

三、纂修

此三者之中，非无借镜他邦，比较立论。

从上所引前的科学理董国故的三端，和后的国故理董国故的三端，两方面都是要应用科学方法去整理。而前组中所说的学说，亦不能不用疏证、校理和纂修的办法去做成正确的材料。

又这篇计划书中，他所谓科学理董的一部分，列出许多文化一部分的专史的名目，如《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国文学史》等等；于他所谓国故理董的一部分列出《太古史》、《唐虞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等名目，不知道是否将科学和国故的方法上的应用，案朝代的通史，与一部分文化的专史为区别。如果科学方法是适用于一部分的文化专史，而朝代的通史要用国故的方法，这种用法的区分，真真使人“莫名其妙”。大约是作那篇文章的人“兴到笔随”的好处，“得失寸心知”，我们那能够领略他自己的妙境呢！

计划书中说及“纂修”一项，他说道：

一为特纂之书，例如上古，唐虞、夏、商、周、秦俱无专史，亟宜仿二十五朝正史之例，而别编《太古史》、《唐虞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是也。

这种计划，说来很是好听。但是历史上，《唐虞史》所当根据的《尧典》、《舜典》已为后人托古改制的作品，无足征信，不知太古史更从何处得正确的材料，使勒成专书。如果杂取纬书、《路史》等不可靠的材料，更何必多这一举，岂不是和这计划书里所谓“皮傅影响之谈，庶其免乎”的意思相违背么？

又计划书中，说及“诗文部”，引章炳麟先生所著《菿汉微言》的一段，所谓“观世盛衰，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是故文辞刚柔，因世盛衰，虽才美之士，亡以自外。”遂发出他的“翻案”的议论：

故岳武穆之杀，非秦桧杀之也，其社会杀之也！其国民文学杀之也！欲宋之不为元，何可得哉。

这种翻案的文字，是村学究教学生作论说的秘诀，不想他也随便的引用，绝不顾及是否与逻辑相冲突。即从这几句的翻案文字细看起来，亦可知道很是谬误的。岳武穆的被杀是否由于社会，且不必论，即使是社会不能容纳他，诗的表现为社会性情的表现，两件事同是出于社会而不相干，何以见得国民文学会杀他呢？

总而言之，这篇文字很是“声调铿锵”可读，但是我很有几点读了不懂的地方，也不能不要请教那位作者，那篇文字可以快读而不可以细看。如果细看时，劈头一句就很费解，他起头有一句说：

自昔闭关一统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

声调上是很有“唐宋八家”的风味。但是仔细想，什么是天下？什么是国家？天下比国家大，还比国家小呢？如果照通常的解释，可以用图式表示于下：

我们对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一句，的确是无从索解了。至于这篇文章引用八股的典故，是很好的，我可惜出世很迟，不能领悟他所说的“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是什么的一种书。但是作者这种虚而无实的文字，也可说是“投时利器，小试圣手”了！

（原载《晨报副镌》，1924年3月30日）

顾实之《计划书》一经刊行，即遭遇多方责难，“天均”所评可为代表。顾氏之设想自不免太炎、任公辈所谓正国学以别西学理路，“乾嘉考据”是否即为“科学”也曾引各方争议。论之所在或多为观念，征于实际，泰半为兼互用之，几无中西有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