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实起草 国文系提出、通过)
一、总述
国文学系学程修毕之后,特设国学院以资深造,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部。
自昔闭关一统之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迨海禁既开,稍知西方,于是有中西对举之名词,如中文、西文,中学、西学,中医、西医之类是也。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于是国民、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今日学者间之有国学问题,甚嚣尘上,亦其一也。盖凡一国历史之绵远,尤必有其遗传之学识经验,内则为爱国之士所重视,外则为他邦学者所注意。远西学风,莫不尊重希腊学术、罗马学术及其本国学术,吾国亦何独不宜然?故今日整理国学,为当务之急,况夙号世界文明之一源,焉可稍自失其面目哉?
国学之范围,造端于周季六艺百家。汉世二刘校理秘文,定著《七略》、《别录》。班书录存《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其后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俱附佛典。唐修《隋志》,始分经、史、子、集四部,别称四库,至今循用之。然清《四库》著录本有非中国人之书,揆诸柏兰陀马他曰:“不问何一民族,凡用英语记录其生活者,皆为英国文学。”义亦吻合。故今日国学之范围,当注目于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不独中国旧有书籍遗落他邦者亟当收回,凡他邦人如近则日本、朝鲜、越南,远则欧、美诸国,有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亦当在整理之列。
治学功效,在于练心积智,然偏尚智识,非心量之全。旧分心理为智、情、意三部,然尚不如分主观、客观两面之为简要。其民族心理而主观、客观俱强也,其学术必昌。学为science,术为art,兼包诗、文。故本学院整理国学,根据心理,假定为两观三支如左:
客观: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
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
主观: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
后即此而分述之。
二、科学部
近世学术大概分科学、哲学、文学三部,实则哲学、文学亦以科学视之。故今日学者之间,争言以科学理董国故,此其法良意美,复何间然。虽然,由来远矣。古昔学术,莫隆姬汉。周人诵述,古训章句并重。汉初“丁宽说《易》,训诂举大义,亦称为小章句”,犹未分也。其后学官博士利禄之徒,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尧典》两字之说十余万言,蔡邕所谓“章句皆用意传,非其本旨”,则与八股时文之“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复何异哉。故当时谓之“章句鄙儒”,而与“训诂通大义”之通人殊途焉。近世他邦人士,往往掇拾中国故记,撰成科学书,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明发达史》之类,然甚肤浅失当,鲜卓然可观者。由是观之,则非国学湛深之士,而贸然轻言以科学理董国故,所不致为汉博士之续者几希。非郢书燕说,贻讥方闻,则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而已。
且科学家言发明原理原则,多属假定而不尽为确定。是亦譬诸汉博士说经,张列科条,家法森严。而甲攻乙驳,前仆后继。浸淫博士官失,而家法科条亦靡有孑遗矣。是虽国学湛深之士,精通科学法则,理董国故,而造作种种科学书,犹不免见仁见智之谈。故本学院对此,拟主慎重。凡欲从本国无数乱书中,抽列条理,成一有系统而发见原理、原则之学术书,必先为巨大之长编,不厌求详,而后期臻精密,庶克免于卤莽灭裂以从事之讥焉。
中国古称左图右史,则图谱尚焉。又称制器尚象,则器物要矣。盖学说有非图谱不明者,有非器物不能证明者,所以古人重视之也。是故今日以科学方法理董国故,约分三端:
(一)学说;(二)图谱;(三)器物
此三者皆需专门知识,在在皆藉本学院以外之互助,与他学科发生联络之关系,例如图谱则入专家之范围,器物则取考古之方法,或共同搜罗古图谱、古器物,或仿造之,改作之,不待言也。
暂拟造作各种学术书目如次:
《中国民族史》
《中国语言文字史》
《中国思想学术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诗史》
《中国词史》
《中国曲剧史》
《中国美术史》
《中国天文数学史》
《中国法制史》
《中国经济学史》
《中国交通及国际交通史》
《中国农业史》
《中国商业史》
《中国工业史》
《中国哲学史》
《中国教育史》
《中国宗教史》
《中国佛教史》
《中国风俗史》
《国学大辞典》
《文学大辞典》
此皆各为长编,期以十年,然后审正名实,陆续发表,供专门家之采择。或仿外国百科全书,编纂类书,亦准此例。
此项著作家,期诸本大学之教授、助教及学生湛深于国学者,有必要时,须与他国大学交换教授,及选派留学外国,为科学整理国学之发展。办法另定之。
三、典籍部
古者考文,视为重典,后世学者惟力是视,今本学院尤引为己任。一言以蔽之曰,以国故理董国故也。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科学理董国故诚为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见。盖今日学子之大患,正在徒诵数册讲义、报章、杂志,及奉某某学术书为神圣,而未尝根本课读古书。即课读古书矣,亦以著有科学系统之色彩,狃于成见,信口开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镜,视中国所有,无一不可变为西式,是其弊也。上焉者比诸魏晋玄风,程朱理学,皆戴印度有色眼镜而读中国书;下焉者比诸唐宋八家,明清八比,亦尝劳精敝神于头项腹尾之系统,徒造成所谓投时利器,小试圣手也,岂不难哉。且科学本为不完全之学,今日学者间之所公认,尤必有以补其阙,故更进之以国故理董国故说。
笃而言之,以国故理董国故者,明澈过去之中国人,为古服华装,成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者也。而以科学理董国故者,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为变服西装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也。国学囊括古今,贯澈过去、现在、未来三大时代,故二者殊途而同归也。
考文之要,首在疏证。段玉裁曰:“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段氏之说以个人还个人,信美矣。若更兼之以时代还时代,则益备焉。申言之,则理董古书,在乎以周秦人之书,疏证周秦人之书;以两汉人之书,疏证两汉人之书,以魏、晋、六朝、唐人之书,疏证魏、晋、六朝、唐人之书;以宋、元、明、清人之书,疏证宋、元、明、清人之书。要以何一时代人之书,即以何一时代人之书疏证之,以其字句疏证字句,以其篇章疏证篇章,以其义理疏证义理。其时代同,则其所用之字法、句法、章法、篇法、义理亦必同。一经疏证而奥隐自辟,真伪立见。一举两得,莫此为善。
何言乎一经疏证而奥隐自辟也?例如《书》之唐虞典谟,简而易通,商周命诰,繁而难读。然命诰之辞,与《诗》之雅颂多同。《大诰》云“天棐忱辞”,文致奥衍,证以《荡》云“天生蒸民,其命匪谌”,《大明》云“天难谌斯”,则昭若发蒙矣。《康诰》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诣亦简晦,证以《民劳》云“我虽小子,而式宏大”,则若合符节矣。《大雅·思齐》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郑皆未得其义,证以《康诰》云:“不汝瑕殄”,则奂然冰释矣。凡证古书,以此类推,而世言古书难通,正坐不思耳。
何言乎一经疏证而真伪立辨也?例如文王演《易》,作《爻辞》,《中孚》之九二曰:“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此证以《诗》之二雅,不易辨其为《易》之《爻辞》也。《诗·抑》之二章曰:“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此证以《书》之诰命,不易辨其为《诗经》之句也。《书·顾命》曰:“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筍席,玄纷纯,漆仍几。”此证以《周礼·春官·司几筵》文,亦不能辨其为《书》之文也。惟此数书皆西周古籍,故互证而多同。世犹有谓《周官》为伪书者,岂笃论哉。
此举二例,皆以同时代之书,互相疏证所得之结果也。近三百年来学者考证一字,动辄连篇累牍,大半用此工夫。最近又有用金石龟甲文字疏证之者,如《书》之“高宗彤日”之彤,龟甲文作、,即易字,误读为彤。“宁考”、“宁王”之宁,金文作、,借忞为文,即文王,误读为宁,亦甚精确。要之,果能取证不谬,字比句栉,久久自见功效,无烦絮说也。
由字句篇章而后能博览群书,故本学院附设国学图书调查会,办法另定之。一、讲求精本善本。二、搜罗遗书佚书。然后仿二刘校理,校理有录,一曰叙录,附随本书;二曰别录,特著专要,对于清《四库提要》有所改订及续补。改订者,如考据以愈推而愈精,后出之说宜采是也。续补者,如佛藏道藏及后来新出之书,皆宜补入是也。(www.xing528.com)
能疏证矣,能校理矣,然后用以扬榷古今,条贯万流,而纂修之业,庶可几焉。盖在今日,有亟当从事者:一、为特纂之书。例如上古唐、虞、夏、商、周、秦俱无专史,亟宜仿二十五朝正史之例,而别编太古史、唐虞史、夏史、商史、周史、秦史是也。二、为重修之书。例如《晋书》浮艳失实,《元史》舛讹尤甚,故周济有《晋略》之著,屠寄有《蒙兀儿史》、柯劭忞有《新元史》之作。而《宋史》烦冗,几类簿领,《明史》失统,大背史体,亦均待修订者也。
是故以国故理董国故之办法约分三端:
(一)疏证;(二)校理;(三)纂修。
此三者之中,非无借镜他邦,比较立论,然根本既明,则皮傅影响之谈,庶其免乎。且中国载籍繁富,李唐一代,足敌希腊、罗马两朝之多,则似理董国学难,而理董西学易,先难而后获,亦治学之方乎。
暂拟古书应当疏证及重修者若干目,如次:
《诗补疏》:古尚断章,《诗》无达诂。近世动植物名详明,补清儒未备。
《尚书补疏》:今古文混淆,《书》最难读。近世金文、甲文及其他考订,补清儒未备。
《礼记疏证》:驳杂丛残,莫如《戴记》。朱彬《训纂》殊陋,宜别作疏证。
《大戴礼记疏证》:卢文弨、戴震、汪中之校正,孔广森之补注,焦循之补疏,王聘珍之解诂,俱未详备,宜别作新疏。
《周礼补疏》:孙诒让正义,尚近长编,刘师培古注集疏,未刻,尚宜补疏。
《易补疏》:《易》无达占,事隐义朗,秦火不焚,近世新解,补清儒未备。
《春秋左氏传疏证》:《春秋》无达辞,明事实为尤要。清儒《公》、《穀》二传,皆有疏。刘文淇《左传正义》,刘师培续稿佚,宜作新疏。
《老子疏证》:黄老道德之术,盛于战国,汉用以治强,魏王弼援佛解老而还,注者充栋,真面全失,宜作新疏。
《庄子疏证》:老为真人,庄为天人,有高下之差,王先谦《集解》、郭庆藩《集释》胜旧注疏矣,犹有未明,宜作新疏。
《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疏证》:名家之言,缴绕难理,孙诒让《闲诂》犹未尽,谢希深注尤疏,宜作新疏。
《公孙龙子疏证》、《吕氏春秋疏证》:二书皆杂出宾客之手,然包孕宏富,百家渊薮,高注多未尽,宜作新疏。
《淮南子疏证》、《荀子疏证》:荀书首《劝学》,终《尧问》,实仿《论语》,儒之正宗。谢墉校正,王先谦集解,刘师培补注犹未尽,宜作新疏。
《史记疏证》:《史记》为正史之冠冕,司马迁自称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扬雄以太史、淮南并比,包孕之富可想矣。自《集解》、《索隐》、《正义》而外,清梁玉绳《志疑》之类,补苴未大成,宜仿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例,别作新疏。
《重修宋史》、《重修明史》:二史失当,说已见前,宜仿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例,重修二史。
《大乘起信论疏证》、《楞严经疏证》:华、梵语隔国别,而印史尤茫昧,内典难理,将成国学之焦点。此二书近已发生真伪问题,姑先作新疏,再及其他经论。
此外应当疏证及重修之书,不胜枚举。然仪征刘氏以三世撰一《左传古注集疏》,尚未卒业,则可见以国故理董国故之不易矣。明知右列诸书,萃天下之才,犹虞不给,方闻之士,得无讥其近夸。第以既为国学院,规模不能不宏远,虽斯愿之偿,待诸千百年之后,犹旦暮遇之也。
此项著述家亦期诸本大学之教授、助教及学生,但今日耆旧宿学尚不乏人,如已有成书,而恰符本学院之希望者,本学院即当采用其书,或推荐名誉学位,办法另定之。
四、诗文部
尊之者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卑之者曰:“文章小道耳,薄技耳!”由今言之,则文学为社会之反映,国民之心像。前说近是,后说非也。
章炳麟曰:
观世盛衰者,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西京强盛,其文应之,故雄丽而刚劲。东京国力少衰,而文辞亦视昔为弱,然朴茂之气尚存,所谓壮美也。唐世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始自燕许,终有韩、吕、刘、柳之伦,其语瑰玮,其气奘驵,则与两京相依违。宋积弱而欧、曾之文应之,其意气实与江左相似,不在文章奇耦之间也。明世外强而中干,弱不至江左两宋,强亦不能如汉唐,七子应之,欲法秦汉,而终有绝膑之患。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主客异势,故夏人所为文犹优美,而非壮美。曾国藩独异是,则以身为戎首,不藉主威,气矜之隆,其文亦壮美矣。其或文不适时,虽美而不足以成风会,陆敬舆生唐代,而为优美之文,宋公序子京生宋代,而为壮美之文,当时无一从其步武者,此其故不愈明乎。是故文辞刚柔,因世盛衰,虽才美之士,亡以自外。(《菿汉微言》)
章君此言,可谓能发凡起例者矣。第即诗歌一端而申论之。诵屈子《国殇》之歌,而知楚、汉之兴,读《木兰从军》之诗,而识隋、唐之强。中唐为中国盛衰之枢纽,季唐以下之诗歌,有不堪卒读者矣。陈陶《陇西行》曰: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曹松《己亥岁》一首曰:
泽国河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此真季唐之死声也。故五季之衰乱,不能上比七国、六朝。赵、宋因势利导,愈流孱弱。北宋刘攽《诛史诗》曰:
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悻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南宋刘克庄诗曰:
身属嫖姚性命轻,君看一蚁尚贪生。无因唤取谈兵者,来此桥边听哭声。
此则每下愈况,只乞蚁命,廉耻扫地尽矣。故岳武穆之杀,非秦桧杀之也,其社会杀之也!其国民文学杀之也!欲宋之不为元,何可得哉!
今日虽非君主时代可比,而共和国民,居安思危,见危授命之精神,又曷可少诸?大抵天地之间,无物为大,惟心为大。其民族心理之强弱,足以支配国家社会与否,而影响及于兴衰存亡者,往往流露于诗歌文词之字里行间。强者必有毅然决然杀身成仁之概,弱者必有索然愀然贪生乞怜之状。是知强者重视精神,弱者重视躯壳也。此其所以悬殊也。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公例,灼然不昧,风雅指归,万目共睹。故本学院特设诗文部。
诗文之设,非以理董往籍也,将欲以衡量现代之作品云尔。移风易俗,责无旁贷,效在潜默,渐而不顿。故揭橥标的,略示宗尚。诗文之求美,由其本职,无间优美壮美,宜采两大主义:(一)乐天主义;(二)成仁主义。
若夫诗文之类目,总言之,则为韵文、散文;分言之,则如小说、戏曲之类皆是也。
附:国学图书调查会简章
一、凡用中国语言文字纪载之书,皆在国学图书被调查之列。
二、本会由国文学系主稿办理之。
三、凡东大、南高两校教职员学生,皆当为会员。
四、当世名人学者,有赞成或帮助本会者,当分别延请为名誉会员,或特别会员。
五、本会调查以书面式行之,录入一定用纸,调查者署名负责。
六、本会调查之结果,对于所调查者,或购买,或移录副本,或摘取内容要点,依细则另定之。
七、调查书得择要录登《国学丛刊》,编入校理文籍类。
八、学生调查,得并入学程成绩计算。
(原载《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呼应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而设,虽倡为国故整理,理路已别有相异处,即顾实之所谓“两观(客观、主观)三支(科学、典籍、诗文)”。北大重于以西法考证史料,尚客观而求实迹;顾氏则述“以国故理董国故”,尚返古以征本相。“主观”之立在于躬行,于“道问学”之外更兼“尊德性”,学致修为,诗文涵养,抑所谓存“国魂”而勿失其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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