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方法总论：国学初萌，研究方法概述

学之界义

学之诂义无过二说：一训觉悟；（《说文》：“教，觉悟也”，“学，篆文教省”。《广雅》：“学，觉也，又识也，又效也。”）一训效法。（《尚书大传》：“学，效也。”）不知则问，不能则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学问之功，效而后见，此一说也；学非能益，全天所生（《吕氏春秋》），自觉自悟，无待于外，此又一说也。两说相反，而其义相成。民生初迷，非则效无以启其知；事物浩漫，无先知亦难理其绪。成学之初，受之于人，及其自觉，而在己者明。持此研寻，始沛然矣。相待而长，为学日益。若己本无先天之知，何能效法他人之教？且辗转相效，其最先者何所取资？首出天圣，理绝思惟。至谓知本素具，久自觉悟。废古弃人以待一旦之遇，则才慧腐于心胸，终身蒙昧矣。吾人既知学之起原，贵于人己互资。故今欲修习，自当使因前籍而取乎拘守，终焉独造而不足以傲古。变而通之，理势然也。

国学之封域

学术以天下为公，初无国界可守，此言取善之资则然耳。学不徒生，必有所因。民族殊则思想亦异，地域隔则政制不同。更历年累世，相传相承。自各有所长，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我国文化昌明之早，初冠万邦。五千余年，巍然独存。西学东来，出与相衡，诚多谢短者。而趋新博异之士，乃欲弃所固有，以为与世相违，理宜屏之。守旧者怒目奋臂，起而与之争。然察所执持，或拘拘文墨之间，以为道在于是，有以知其必败也。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即至方技艺术，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于民者，亦得被此称，固非词章之士所能专也。至于远西学术，足以参镜，苟善用之，自今而后，国学昌明，必过于前。吾人诚有志于此，谓宜各择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及者，始以整理，继以发挥，共赞斯举，务令国学之封域无不扩，真际无不明。而后是非短长，大显于天下，虚言相竞，甚无谓也。

国学之类别

国学之封域所包至广，宜析类别，取便观省。往昔部次可考者，汉《七略》为始，凡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部。晋荀勖因《中经》著《新簿》，分为四部，而兵书、术数遂入于诸子，史籍离六艺而别立为部。阮孝绪作《七录》，以兵归子，而技术复在其外。及隋《经籍志》始以兵、医、天文、历数、五行，尽归子部。于是经、史、子、集之名大定，后世仍用焉。兹非以商榷前人部署为主，短长得失且置不论。今所欲述者有二事焉。一则经、子之名，虑难确守，为腹为目，旨趣各殊；二则探索前籍，当暂仍旧绪，以省凌乱之烦。若研寻之法既异，则所得者自与曩昔殊致。整理有成，即更为部署亦无不可者。要之，分类析观，以便探讨，与家法流别之部次有殊。并行不悖，义相成焉。

修国学之宗旨

人生胡为而修学乎？人生修学意何所在乎？昔吾先正释此问者，言人人殊。要其大归，穷理以致用，成己而成人。荀子之美其身，朱子之诚其身，所以成己也。其道非一，或达天性，（《法言》云修性，《白虎通》云治性，程子云养性。）或益才慧，（《说苑》云益才，又云广明德慧。）穷理（程子）知道（《学记》），以致于圣（《说苑》），斯为学鹄。《学记》之化民，程子之致用，行道以利世（《颜氏家训》），所以成人也，要自成己始。夫人孰不爱其身，亦孰不思有以利人？然其治学，能持此义而赴之者盖鲜。外骛观德之美，随风波荡，所志尽乎矜世。其有笃意于学者，终日孳孳苦不得祈向。或骛于博览，而不思博之何所取；或勤于文词，而不知文之何所用。修学而不自知所以修之之宗旨为何，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吾思之，吾重思之。人生而求学，学固所以益人。则无益于人生者，绝之无忧。书虽学之所寄，学固不尽于书，则诵读所以求学之资，而非可即为学也。或曰：今新学争雄于域中，国人方以不类远西为耻，废阁旧籍，鬻为败纸，时适然耳。汝竭区区之知，欲讲以所闻，为治国学者津逮，亦有说乎？余答之曰：学唯其是，无间中外。人各有心，尽其所能。方今国日衰颓，见陵东人。莘莘学子，奔走呼号。静言思之，国为吾国，是则先哲之所留遗，何忍使之湮没。昔人研精累世，吾侪生其后而不能为之发挥光大，为过已宏，安有尽弃所有以从人者？况于国学不肯致力，妄自菲薄，辄谢曰无有，其谁之过欤！至以学术大同为言，则趋诣真理，唯是之从。我国国学与异邦相较，诚有谢短者。然所自得，岂少也哉？是故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发怀旧之蓄念，以增国人爱国之心，阐明国学之精英，以与世人相见而共趋于真理，必将有事乎此矣。

研究之方针

修习之宗旨既定，于是进述研究之方针。绎昔人之所讲贯者，较其得失，略立条例，备商榷焉。

为己与为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颜氏家训·勉学》）。是故立志正，则德业双修，人己两利。立志不正，则为己所以图利，为人亦以殉名，名之既得，转谋利焉。夫学有先后，在己者未备，更何以觉人？人虽孤立，利群即所以自利。若孜孜终身，初无利人之念，则著述可以不作，作亦不行，行且即废。至于存心利济期以为人，而无为己之念兴于脑中，不问世无此人，即有之矣，事固不能。何者？既自外其身以专心力于为人矣，则所以进其德而扩其知者，将不暇及。德之不修，知之不扩，所以为人者又安在乎？足以成人，则既成己矣。己之不成，人复何赖焉？斯理之易明者也。要之，为己以德业言，为人以利济言，务外求名，非以为人，充欲汨性非以为己也。吾人求学所以自成其身者，不可不勉，而利世益人之学，又宜并习而毋废，期于人我之养，毕足而止。

求是与致用

“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章太炎先生《与王鹤鸣书》，见《文录》。）此章先生有为之言，以斥以学为禽犊者。及其为《国粹学报·祝辞》则云：“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亦见太炎《文录》）谊更明显。亦谓专言求是，未足以概学术之全矣。夫以学为利禄之途，则学之止于皮傅，无取研精穷其根本。故非卓杰命世之士，不克以学名家。此其实事求是之诚，固非琐琐者所可比拟于万一。虽然致用之说，今已削其涵义，专指进仕为言。实则世固无无用之学，学而无用，理归沙汰。人生治学，初以求用，无用之学，人所不甘。更质言之，既以求是为帜，是之所在，宜用之所出。其有似无所用者，为用隐耳，非无用也。至于“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髳，圣贤所以发愤忘食，员舆之上，诸老先生所不能理。往释其惑，若端拜而议”（章先生《原学》）。是则人生之大用存矣。人既求学，当自知其学之用，固已。至于求是，则疑义滋纷。盖是之与非，相对为言，所以定之之准，当别有在。我以为是，人或以为非，自所观之者异也。此之定界，或云实者为是，虚者为非，义有未谛。不实为非，可以断言。虚之与实，互有是非。或云有用者是，无用者非。斯其说似矣，而有未尽也。盖有用无用，未易质言。或在昔利用之道，至今已为刍狗，然不得辄谓为非，且用有显晦，效有远近，专以己见，一概相量，虑未当焉。总之考证前籍，贵于有所依据，推寻义理，反之于心而安，推之于人而同，虽未中哉，庶几近之。

心与物

形上者道，形下者器。国学所重，趋于言道。贵心贱物，统主斯诣。程、朱格物，陆、王致知，虽所持相反，而贵道则一也。程、朱格物之法，固有所见，然亦未能力行。虚索其理，未暇及物也。唯医药、兵农、天文、舆地诸学，均藉实验以成，则国学中亦未尝尽废物理。且进言之，物兼事言，格非一端，修齐治平之道，宁能任凭臆见，徒托空言，仰观俯察远取近思而后得之者，盖有方矣。故处今治学，宜取资远西以自辅，事实昭著，无俟赘言。即研修国故亦当知在心在物，不可偏废。往者囿于经籍，实艺之学以为末技，高谈性理，讽论治道者上选，知效一艺，业穷一术，乃屏而不得于学术之列。此亦重文积习，可为叹惜者也。学者有志，正宜理其坠绪以昌明绝学，固之见，所宜取也。

博与约(www.xing528.com)

博学无方（《内则》注曰：在志所好），以反说约（《孟子》）。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扬子《法言》）。凡学精研则难，涉猎则易，先涉猎而后能精研（清朱一新说）。此言学贵博而能约也。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余力乃能从横（宋黄庭坚说）。先有约者以为之根，再泛滥诸家，广收博采（清李光地说），此言学当先约而后能博也。然学固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间尝考其得失，互有短长。学博则闳通，又能就性所近以致力，此其益也。然人生智慧精力，皆有限度，所涉者广，则所得必浅。或失之杂而寡要，或失之泛而不精，若能知其要领而约守焉，用力既专，进境必深，较之广骛漫涉者，所得为宏。然知要挈领，亦非易易。浅陋自封，固不化，斯又多识之士所笑也。要之，博与约相因互资，未宜偏废。始也储国学之常识，资力于博；继也专精一艺，归心于约，终也就所专力之学，取精又宜宏富。一事既究，次及他端，穷年累月，至于终身。造端虽微，而所诣博大矣。惟吾人受学之初，心无所主；往往见异思迁，浅尝辄止，泛滥无所归宿。是以救弊补偏，宜知简约之术。兹更征引陈说以明之。朱子论读书之法，谓：“始终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问学录》引《语类》）此一例也。“学问须将大头脑处通透方得，譬如和尚家先记得六根十八戒要紧的几个公案。”（李光地《榕村语录》）此又一例。“后代书更多读不尽，事更多亦知不尽，莫若就我所能为所能知者求个着实。”（《榕村语录》）此又一例也。“学问之道有本有末，有专营有兼及，有所弃乃有所取。”（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此亦一例也。

名与实

程伊川云：“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朱紫阳云：“君子之学以诚其身，非直为观听之美而已。”夫君子孜孜，终日为善；小人孜孜，终日为不善，孜孜一也，善恶殊途。学者之于名实，亦犹是耳。务实者，学以成其身，修省自勉，凡有研寻，求是阐真，独得诸心，不见知而无闷。务名者期以搏声誉，希捷获，不得不蜡等目求，而不自虞其颠蹶也，事外暴不得不矜奇示博，而终身之所致力，尽于剽窃。“开老子（疑为易字之误）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齐王僧虔《戒子书》）“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唐皇甫缇《与人书》）“未能执笔，已斥颜、柳不知晋人笔法。未能遣辞，已呼子瞻为阿轼，欲毁弃其文。于孔、孟书未尝详读旬日，已指程、朱说经之误，纷然辩驳。”（明方希真《与人札子》）“于六经诵未上口，而传、注之异同则言之甚悉。于诸史阅不终卷，而史才之高下则论之颇详。”（妄其姓名）学者通弊，历代如斯，吾人所宜自镜也。

雅与俗

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次儒，有雅俗之分，所谓“俗儒者，缪学杂举其行，伪同于世俗，以求衣食，患焉若终身之虏。雅儒者言行有大法，内不自诬，外不欺人。”（约《儒效》篇文）是则已易俗之涵义而谓奄然媚于世者之为俗矣。虽然，雅俗之界，殊难质言。试略论之。学无所主，从俗进退，杂览以待问。欺世而盗名者，俗学也。拘守一隅，不识学术之全，以所知为秘妙者，亦俗学也。其有以求是阐真为的，以进其德，以修其业，以自利利人者，取术既正，固无俟乎旌以雅名也。凡右所陈，既已辨其疑而正其惑矣。兹当更综前说，立为数例如左：

一、务实求是，利用厚生，以为学鹄。

二、解去一切拘攀，无复中外古今之见，唯理之是从。

三、以自修自悟自证自得为归。

四、条理旧绪，使秩然有统。

五、剪除杂说，标举大义。

六、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七、研精覃思，钩发沉伏。

八、应用科学之法，以为方术。

（原载《唯是》第1—2期，1920年）

郑文原载《唯是》杂志，又收入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上海民智书店，1930）。由林损、郑奠等所组织唯是学报社创于1920年，《唯是》本于“泯新旧，明是非，求真理，信本心”之旨，循国粹一脉流风而不囿于古，继先贤之规范而不泥于拘，学之有法，始有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