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氏著《国学初萌》强调爱国爱民之道，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呜呼！天下事大难逆料，兴亡之故，匹夫焉逃其责。此昔日狂愚之言，宜为邦人君子，屏绝而吐弃之矣。今是编之续，不能考订圣经贤传之章句，搜讨天渠石禄之秘藏，而又刺刺向人曰：爱国！爱国！呜呼！吾其能无罪耶。学之不讲也久矣，国之不競也甚矣。顷者夷夏之防，阒矣无闻，自甲午庚子而后，益不堪言。然而忧时之士，往往危言深论，警以国亡种灭之至，证于事实，尚去百步。若今何如哉？若十年数年以前与一月半月之间，又何如哉？疆域则与敌共之矣，政教则不能自持矣。国之未亡，悬于一发。于此而诏人以学，若徒曰正心也，修身也，抱残而守阙也，不流于清谈之误国，必致以曲说为害人，是恶乎可。尝论学说源流，其旨万千，明体达用，则无异道。尧以是传诸舜，舜以是传诸禹，禹以是传诸汤，汤以是传诸文武周公。至于孔子生而祖述宪章，继往开来。孟子私淑诸人，更为七篇。道用益彰，考其微言大义，有偏于爱己者乎？古者圣贤之心，无非救国与天下之心；古者圣贤之学，无非救国与天下之学。其亟亟乎治学也，非专治一己以求为愉快也。惧己之不明不恕，为国与天下之蟊贼，而必学以免于过也。己既免矣，见人之学有未至，德有未周，则又戚戚焉，悯之而不能不为之治，不为之教，使各得其所也。呜呼！此何道也哉！此何道也哉！是必有一本者矣。所谓本者，爱而已矣。爱之事，有爱人者矣，有爱己者矣。夫爱己则必求于己，爱人则必求于人，而人与己皆何所统乎？则非国末由。以爱己爱人两言之故，不如为爱国，以爱其国之故，知不能自弛其责任，则爱深矣。又以爱其国之故，知不能自残其同类，则爱又深矣。世之人往往自暴自弃，其贤士大夫，苟图富贵，专肥其私而不顾，若以爱己之道例之，未可为非礼也。然爱于己，则损于国矣，此岂可为训焉者乎？爱人者，又持大道既行，天下为公，以号于人，曰：国家之念重，则世界之识轻，古者大同之治，不可不望于今日。于是而爱人之利未见，则爱人之害又彰。盖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所以告墨者夷之而辟其谬，兼爱之道，祸不止于无父，而必底于无国焉。人之能爱其朋友者，必能爱其兄弟，自有兄弟而不知爱之，其所以称爱其朋友者，非有所慕焉，必利于其身者也。然则不愿闻爱国而主兼爱天下之说，其用心得毋相同。尝论古之称天下者，所谓天下犹今之国也。古之时，中国之九州，国者以万数。至于春秋，可以名焉者，且二百有四十，其政教种族，非有别焉。故充其爱，必自国而推于天下。然《大学》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以序言，则国近而天下远也；以效言，则国易而天下难也；以理言，则国亲而天下疏也。且《礼》执干戈以卫社稷，虽童子必殇，国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以同戴一尊，同处一国，而仅仅有界域及职守之分。古之圣贤，其教人一致不忘爱国犹如是。今五洲交通，聚至不齐之种族而为天下，则其国之厕于其间，靡强与弱，殆皆为忧患之时，图之则存，不图之则亡。而其为国也，非仅为昔日之专倚一人，其民皆可出作入息，耕田凿井，老死而不问国事也。起视世界，秣马厉兵，铁黑之弹大如斗，飞行之舰来于天上，风云千变其间，曾不容发。苟欲免于死亡，不能待敌国外患，有萌牙之著，朕兆之见，而后起振臂以高呼也。必也人人于国之无事，详察而明审其利害，各以国势时事，往来于心，念兹在兹。凡其国之所留遗，与所缺憾焉，可振者振之，可求者求之。以一己力所不足者，或群聚而议处之，或会合而发明之，务使国无废学，人无废民，既足以自守而有余矣。于是大其心以为高瞻远瞩，充其量以为仁民及物，夫岂非天理所当然者乎？故行事而不以爱国为心，则其事为无益之事；立言而不以爱国为心，则其言为无益之言；为学而不以爱国为心，则其学为无益之学。呜呼！孰谓时至今日，而可以讳言爱国乎哉。若夫故旧之学，其取之无间，而论之必笃。此亦于残编断简之中，为求其可以为发挥光大，不欲自毁而尊人。苟于其故者日亲日近，则新者之益致其精，庶乎有同功焉。为是论以俟君子。

（原载《国学杂志》第2期，1915年5月）(www.xing528.com)

1915年3月，倪羲抱等集清季遗老诸贤于上海立国学昌明社，创刊《国学杂志》月刊，以承国粹学术余绪。民国初立，外患未消，倪氏倡言爱国为国学之本，实求学以致用，不尚空言；世界风云，瞬息万变，未雨绸缪，方可免于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