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法式及其意义

西人之论哲学系统也，关于形式，其说有四，曰独断，曰怀疑，曰撰定，曰折衷。独断说者，为哲学家最古之形式。其语源于希腊之陀麦克，含必如此无不如此之语意，虽构为公例，而实无证之断定也。怀疑说者，考察踌躇之意也。盖吾人之心灵，自由者也，不能长受制于独断说之下，于是激动而生他种之见地，如近世特嘉尔及培根之教义，皆本此意。然怀疑说不认有界说，亦不求公理，惟有疑而已，亦其失也。撰定说为康德所创，其说以谨严之法，检核人间知识之本原及界限，而加之以判断与证明。其讨究之法式，既大异于独断、怀疑两家。而折衷说者，则又由异派之教义，节取而综合之扩大之者也，故尤为近世哲学最溥通之形式（以上参《哲学要领》）。之四者，因发生之先后，为立术之精粗，盖学术进化之次第然也。

而以观我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往往陷于独断、怀疑两家，沉溺而不知返。而为撰定、折衷之学者，不少概见，岂中人之智，不及西人欤？抑以所以研究之者，未得其道欤？

盖上世简质，开物成务之圣人，未尝以空言垂教，时则无所谓学术也。迨成周之盛，学术犹存于官守，而非为一家言（本章氏学诚说）。自官师分途，学派始萌。于时孔子以天纵之圣，未能得位行权，乃始垂空文以教万世，故为道术之总汇。然综其所得，实于折衷派为近。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皆谓其能综合古来之学术，而加以折衷也。（史迁云：“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即此义也。）然孔子之学，虽本折衷，而后儒为孔子之学者，则据孔子之所述，持一必如此无不如此之意义，遂成为学术之专制，而陷于独断焉。

战国之时，诸子朋兴，于时学术号称极盛，然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实皆独断派也。故其时之学者，辄排斥异术，如恐不及。《荀子·解蔽篇》云：“私其所积，惟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惟恐闻其美也。”尽当时巨子之情状矣。盖彼既倡一说为宗旨，及至论辨之际，惟求争胜于异己，而于论理，固不必尽合，此其所以为独断也。儒墨名法，莫不皆然，虽孟子亚圣，未免乎此。惟庄周天资高迈，入理独深，其著书之旨，乃不主独断而务怀疑。其言儒墨之是非，全以怀疑为根据，实为思想自由之嚆矢。夫撰定、折衷两家，必经怀疑一阶段，而深之以研究，其所树之教义，乃确定而不可摇。故怀疑为浚发思想之源泉，而庄子实当时之圣人也。惜乎更战国以迄秦汉，儒术遽定一尊，而学术进化，遂不可睹。

若汉儒经术，无虑皆出独断，《班志》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者近之。盖彼渐渍于儒家辟异端之说，虽操同室之戈所不恤也。两汉以降，宋学为优，朱子生濂洛之后，雅善折衷，而即物穷理之说，亦与西士之实验派相近。惟囿于儒家，不能兼综九流，不免为先人之见所夺而陷于独断。若陆子之尊德行，导明王文成学术之先，实为独断之尤。（陆子之六经注我，固为独断。若王文成之言致良知，于论理不合，恽子居辈多辨之，谓其既云良知，何须乎致。其言知行合一，最为独到。然人之行动多发于感情，知与行不能有直接之关系，尚隔感情一阶级。凡动于感情者，不必知之而即行，而人之知识与感情，其强度每不相应，此验之普通心理而然者也。故王说全出独断。）

此中国自儒术定一尊后，学术之思想，靡论竺旧开新，殆无不出于独断也。（一为徇前人之意义，一为坚自信之意义。）若怀疑一派，持之者少，偶有其人，辄招掊击。（如王柏之《书疑》、《诗疑》，尚为学者所诃，李卓吾辈更无论矣。）非圣无法，咸怀戒心。至前清中叶，士大夫多假汉学为标帜，逐逐于名物训诂之末，益支离破碎，不可究诘矣。顾此等专门之业，无与至道，其研究法式，专从事于演绎旧说，又不寻其义理之所寄。（《哲学要领》云演绎法中殆无辨争之事，即其组织而论，其结论之合于论理否可也。若乃于其中所证之原理，而或是之或非之，则不可。此实汉以后服膺儒学之状态矣。）匪惟无敢怀疑，实亦不为独断，盖学术界思想之蔽塞，至是而达于极端矣。(www.xing528.com)

然人心郁极而必发，道术黯极而必明。方当汉学极盛之时，研求古义者众，而晚周诸子学术，乃有复活之机。迨咸同以降，子学益昌，而怀疑之渐起。一时之为经学者，复假途于微言大义，习为今文家言。或混合六经，归纳于春秋；或斥东汉古文为伪，又谓六经皆孔子作，实则聚讼纷纭，初无确据。而学者于孔氏所述之六经，无一定不可易之观念，由此而启，实学术界由独断而趋于怀疑之现象也。顾倡此说者，不自认怀疑，一以穿凿武断行之，而自信其必然，则又以独断为怀疑之变相。（近时凡为公羊之学者，其论治论学喜为惝恍、广演之谈，命意所在，茫无界域，吾以域为是怀疑说而已。）要其启发思想言论之自由，其功为不可没。

乃一时之讲求国学者，不能因是而更进一解，用撰定、折中之法式，参之九流百家之术，以蔪进于淑世善群之学，顾反有取于曩者支离破碎之为，思以抵其巇而夺其席。（如某君《与人论国粹书》谓，郑夹漈、章实斋书为不可观，学术派别不可轻谈，欲令学者专从诸事于训诂考据之学，以为可免浮诞之习，而其自为书乃以孔子下比刘歆，又论子学说，语极汪洋恣肆，其实亦独断说耳。）否则驰骛于文学词章，姑以发其沉郁无聊之思，以为研究国学之真，不过如是，何其悖也。夫怀疑之说，至今日殆已臻极盛，而撰定、折中两家，未有能自致于精深博大之域者。

窃谓古之为道术者，皆思以其学易天下，今所谓考据、词章，虽极精深，要是专门之业，其于淑世善群之道，去之盖远，岂讲国学者舍此遂无可为耶？自五洲大通，世局新异，儒术既不可独用，固当综合新旧学术，舍短取长，沟通而融贯之，铸成一种道术，期足以应当世之变，而立人道之极。其致力之要，在本之道德，以植其基，推之群理，以尽其变。（此语最要。盖道德亦当合于群众之趋向，方可广被，子思子所谓庸也。否则纵极高美，亦不可行，或仅行于伦类最少之一部耳。又政治法律皆由群学出，即历史亦群学之一部分也。至物理学于群治最有关系，略知其意可矣，语其精深，亦须专门。）证之论理，以妨其舛。（《名学浅说》谓：中国九流之学，什九皆眢词，以其不合论理也。今当力防其弊。）庶几以之撰定而判断精，以之折衷而弃取审。幸生学理大明之世，饫闻先圣鸿哲之言，务为实是求事之学，本其实验积诚之所得，创立新解，固有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者。天时人事之相迫，必有人焉起而任之，何皙种学术之足贵？昔南伯子葵谓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其自谓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夫有圣人之道而无其才，则亦终于庸人耳。若世不乏圣人之才，其诸有闻吾言而起兴者乎？

（原载《文史杂志》第5期，1913年7月）

德国科培尔任日本文科大学教授时著《哲学要领》一书，明哲学之总念、系统、类别与方法，及康德、黑格尔等思想之要旨，提要钩玄，言简意赅，蔡元培据日人下田次郎之所笔述转译出版（商务，1903）。《文史杂志》于1913年3月由王葆心、李希如等在武昌创刊，李希如藉《哲学要领》所论，言中国传统学术尽归于独断、怀疑二途，未进于撰定、折衷之境，精研国学，更新法式，自可有望于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