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粹未能保存：《国学初萌》观察现状及服饰差异

世之称中国者，孰不曰守旧之国哉。虽然，守旧者，必有旧可守者也，必能保存国粹者也。乃吾即今日之中国观之，觉一物一事之微，无一与古代相同者。吾得以一语而断之曰：中国并不保存国粹。试详征之。

一、音乐。音乐者，所以感人之性情，而荡涤其瑕秽者也。中国古代之乐，大抵统于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是），如《尔雅·释乐篇》所载诸乐器是也。中国古代之音，大抵统于五声（即官、商、角、徵、羽），十二律（阳声六，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是也；阴声六，即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是也。后世有律吕之学），即《周礼·太师》所载诸乐名是也，然大抵与歌诗相表里。（《二南》及《豳风·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及《周颂》等诗皆入乐者也。又有房中乐、乡乐、朝廷乐、宗庙乐之分。）后世以降，乐府兴而雅乐亡，（如《鹿鸣》诸诗之音节，至晋而亡是也。《日知录》谓：“至唐而舞亡，至宋而声亡。”）匏音亡而乐器改（后世无匏音并土音，亦见《日知录》），而羌夷之乐，乃得乘其隙而易之。（古代已有四夷之乐，即昧、任、侏、俪是也。）试观于后世之乐歌，若《摩诃兜勒》之曲，此得之西域者也，而汉庭谱为新声；（《通考》云：“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鼓角横吹》之曲，此得之朔漠者也，而魏武减为《中鸣》；（《通志》云：“魏武北征乌桓，涉沙漠，军士闻《鼓角横吹曲》而悲思，于是减为《中鸣》，共十五曲。”）魏晋以降，古乐式微，羌胡杂扰，歌曲各殊。（《通考》云：“怀帝永嘉之乱，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又云：“北魏鼓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又云：“齐祖挺上书曰：魏氏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又云：“后主惟赏胡戎乐，耽乐无已。”）古人谓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隋皆羌胡之技（见《唐书·乐志》）。岂不然哉！况且魏爱胡声，而屈茨、打沙之乐作，（《通考》云：“自宣武之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而屈茨、琵琶、五弦、箜篌、胡鼓、铜钹、打沙罗，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唐升胡部，而伊、凉、甘、渭之曲兴，（自隋炀帝定九部夷乐，唐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渭州之类，后乃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皆见《唐书》。）古代之乐章，遂悉消亡于不觉矣。即观之后代之乐器，角曰胡角，（《通志》云：角之制始于胡，中国所谓鼓角，盖习胡角而为也。”《通考》云：“铜角，高昌之乐器也。”）笛曰羌笛，（《说文》云：“羌笛，三孔。”《乐府杂录》云：“笛，羌乐也。”而唐人之诗，名曰《羌笛》。）笳曰胡笳，（《韵会小补》云：“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蔡琰有《胡笳十八拍》诗。）鼓曰羯鼓（唐人小说有《羯鼓录》），琴曰胡琴（《元史·礼乐志》有胡琴），管曰羌管，（朱子《雪诗》云：“只愁羌管不成声。”）而觱篥、（段成式“觱篥格，胡人以笳角为之。”而李颀诗云：“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是龟兹出。”）琵琶（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李峤《琵琶诗》云：“本是胡中乐。”）诸乐，大抵皆得之边夷。粗厉之音，形为乱象。言念及此，能勿悲哉！国粹之不保存者，此其一。

二、衣服。中国之服饰，以三代之制为最佳，大抵与欧西之制合。（此非西人袭中国古制也。中国文明最古，故其制与欧西之制同。）古代之冠，皆用冕旒，而委貌爵弁之制，系组于颐，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与西人冠制相类。至赵国取法北胡，创武冠之制，而汉代貂蝉饰冠，实基于此。（《通志》云：“赵惠文冠，亦名武冠。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又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温额，后代效之。”）至胡元宅夏，古代之冠，遂一变而为缨笠矣。（缨笠二字，始见于郑所南《心史》，又称虏笠。）古代之衣，上衣下裳（与西制相合）。而衣裳之外，复有深衣（即西人外套之制），其长及踝，左右平齐，方领之间，两襟相掩（即西人外套偏袒之形）。证之古代礼图，固彰彰可据者也。（大约古代内衣之制甚狭，惟衣装之制宽广。）至后世胡服盛行，而古代衣裳之制，遂一变而为长衫短褂矣。（今马褂之制，出于古代之半臂，而长衫之制实为胡服。见《陔余丛考》“马褂缺襟袍战裙”条。）古代之履，上锐下平，系以组（今西人皮鞋皆有绳带）。若靴为胡履（见《说文》），为北俗所通行。后世以降，夷祸日深，而胡俗之靴，遂浸用为朝制矣。（《陔余丛考》“著靴”条云：“北朝著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著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矣。”其说甚确。）举此三条，足征衣饰之殊于古昔矣。（又古人于项下有项，即西制之领也。而内衣之带，大抵与衣相连，皆与后世之制不同。）即古代妇女之衣饰，亦与今殊。袆衣揄狄诸服，大抵上下相连，上狭下宽，其长及地。试即《列女图》观之（《三礼图》亦然）。则宵衣诸饰，与日本妇女之服同（此因由日本取法古制也）；鞠衣诸饰，与欧美妇女之服同。（毫无异处，真可异也。）后世以降，易为上衫下裙，（此亦非中国固有之服，故《洪武实录》所载明太祖诏，深斥妇女两节衣为胡服。）而古代妇女之衣饰亡矣。盖秦汉以来，虏汉杂处，风会所趋，浸以成俗，变胡服之制，岂仅赵王？耻椎髻之仪，不逢南越。此魏征所由隐忧（见《谏从突厥河南语》），而东城父老所由兴叹也。（《东城父老记》云：“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吾子视首饰华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服妖乎？”）至金代禁用汉服（天会二年事），元代崇尚胡装，而冠带之民，遂一变而为被发左衽之民矣。鼠衔尾而北来，鸥梳翎而东去，索虏垂制，岂不远哉！惟僧道之服，稍与古制相同。又近世持民族主义者，屏弃虏服，易以西装，而汉家官仪，遂不图于今日复见矣。国粹之不保存者，此其二。

三、宫室器具。古代宫室，固不尽平顶之制也。然明堂之制，上下四方，皆为平顶，殊无欹侧之形。（与西人之宫室合。见《三礼图》及《群经宫室图》，汪氏《述学》所绘《明堂图》。）而殷人重屋已有四阿。（见《考工记》。四阿亦平顶也。）即宫寝宫阙之形，亦大抵上方下平，与今寺观之屋宇相类（观《群经宫室图》可见）。若今日宫室之制，大抵上锐下方，作欹侧之形，与张盖同。此皆由于华夷杂居，穹庐之形，历久不易，（试观今日之宫室，其形式与帐篷无异，非游牧时代之制乎？）而中国宫室之制，遂与之同化而不觉耳。又如席地之制，易为胡床；（应劭《风俗通》云：“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然西汉之时，犹席地而坐。如《贾谊传》所谓文帝前席也。至六朝之时，桓伊据胡床弄笛，而《庾亮传》亦有胡床之名。盖胡床即今之交椅也。）几筵之制，易为火坑，（《日知录》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坑。”古书不载。又引《唐书·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熅火以取暖。”即今之土坑。是土坑亦夷制也。）何一非沾染夷俗者乎？即观之中国之器具，觉兵器农器亦有由外域输入者。中国铁字，古文从夷，可知冶铁之业，为中土所本无。（由石器时代易为铜器时代，由铜器时代易为铁器时代，故冶铁之用，发明最迟。）冶铁之用，始于制矛。而古籍所谓二矛者，则夷矛、酋矛是也，（见《考工记》。盖庐人为制矛之官。庐与卢同，当训为黑，象冶铁之色也。）此外域兵器输入之始。推之骑兵之法入中国，（骑兵亦北虏之制。又中国之称马也，必曰胡马、代马。）而车载之制隳；炮火之法入中国（亦始于胡元），而戈矛之利失。此皆兵器之变更也。若农器之用，虽多中国所发明，然铁齿耙土，亦东夷输入之法也。（《涌幢小品》云：“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掳罗国之法，今江南多用之。”）若兵器农器而外，四裔之物，亦有输入中国者。（若木棉为东南夷之产，见《三国·东夷传》、《梁书·林邑传》，而中国多用之。此皆外域物产输入之证。）按之古籍，历历可征。此欧亚通商以来，中国之器物所由多废弃不用也。（大约中国人多喜新厌故，并无保守之性质。观鸦片之吸食，烟草之广植，而知中国古代之沾染恶俗，亦犹是矣。）国粹之不保存者，此其三。

四、礼俗言文。凡国之所以成立者，必有一国特别之礼俗。中国之礼俗，虽多沿古初之制，然丧礼七七之制，始于胡魏；（《北史》记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斋僧。《北齐书》记南阳王死，每至七日，孙灵辉请设斋。赵瓯北谓七七之制起于魏、齐，讵不然哉？）火葬之制，本于天竺，（见《日知录》及《陔余丛考》，乃沿印度之葬礼者也。）则亦非中国固有之俗矣。又如十二辰虫之说（即俗说所谓十二属），虽相沿已久，然溯其起源，亦大抵起于北俗。（《陔余丛考》云：“十二辰之说，纷纷不定，然未有推其所以然者。窃以为此本无甚意义，古人但取以纪年月而已。陆深《春风堂随笔》谓本起于北俗，此说较为得之。”又引《唐书·黠戛斯传》之虎年，《宋史·吐番传》之兔年、马年，《辍耕录》之龙年，以证北俗无子、丑、寅、卯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记岁时，流行中国，遂相沿不废。其说甚确。故《元秘史》亦有兔儿年、虎儿年之语。）此则由汉末传入中国者也（亦见《陔余丛考》）。盖礼俗既迁，故言语亦随之而异。如可汗为夷虏君长之称（可汗即汉字），而刘武周等之割据，则亦袭可汗之称矣；（刘武周称定扬可汗，即唐朝之君亦有自称天可汗者。）守捉为异域屯戍之称，而唐朝之边城，则亦用守捉之名矣；（唐以守捉为边地小城戍之称，见《唐书·地理志》。）巴图鲁为胡中勇士之称，（元人之称把都，亦作巴鲁，即巴图鲁之转，乃夷语所谓猛士也。）而近日汉民任武职者，亦且赐巴图鲁之号矣（章京二字亦然）。此皆夷语之输入中国者也。又如梵音东被，佛典流传，而中国人士之袭用其语者，或播之于词章（如刹那、招提等语是），或著之于语录（如真空、妙谛、常惺惺等语），则亦西人所谓外来语也。其尤可异者，异族乱夏，民习于夷，改姓易氏，献媚虏酋，（大约以北周及金元之人为最众，见《通志·氏族略》“变于夷”条及《陔余丛考》。）而鲜卑、契丹之言，遂传播于士大夫之口矣。（如《颜氏家训》：“见有一士人，令其子习鲜卑语，可以事贵。”人民之无耻，至此而达极点矣。）以野蛮之语言，代中邦之文字，彼虏主之扩张势力者，遂欲抑汉文而崇虏文矣，（元时凡诏令皆用蒙古字，即俄人欲废波兰文之意也。）可不哀哉！国粹之不保存者，此其四。(www.xing528.com)

由是观之，则今日之中国，岂犹有国粹之存耶。或谓事物之理，变动不居，改弦更张，古人所重。然按之中国之制，则非合进化之公理者也。盖外族交侵，与民杂处，致古代流风遗俗，悉消灭于无形。昔卫效夷言，杞用夷礼，皆为《春秋》所贬绝。今中国人民，以用夷变夏为大戒，岂知由古迄今，无一非用夷变夏之日耶！吊铜驼于荆棘，京洛凄凉；度胡马于关山，燕云望断。言念及此，能勿凄然？此古人所由虑夷患也。

（原载《警钟日报》，1904年6月22—25日）

刘氏倡导国粹，为文则反质之国粹，所谓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皆为夷施蛮传，非为真正国粹者，无他，惟求正宗之华夏民族之精粹耳。驱逐外虏，首在自溯其源，此亦为“国粹”一派所浸浸于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