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以国学为根本，从自我心开始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哪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哪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那种话，前几篇已经驳过。还有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

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只看周朝的时候，礼、乐、射、御、书、数，唤作六艺，懂得六艺的多，却是历史、政事，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哲理是更不须说得。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虽不少，总不如懂历史、政事的多。汉朝人的懂六艺，比六国人要精许多，哲理又全然不讲。魏、晋、宋、齐、梁、陈这几代，讲哲理的尽比得上六国。六艺里边的事，礼、乐、数，是一日明白一日。书只有形体不正一点，声音训诂，仍旧没有失去。历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总算没有什么偏胜。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没有。数学、礼学，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懂得历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场。

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吴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的哪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像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适、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没有真见，在当时也没有实用。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算得上。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此外像贾昌朝、丁度、毛居正几个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刘攽、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宋元之间，几位算学先生出来，倒算是独开蹊径。大概宋朝人还算没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时候人，非但在学问一边讲礼，在行事一边也都守礼。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里头生太子，还瞒着人不敢说，像后代的帝王，那里避这种嫌疑？可见当时守礼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远公原是个老和尚，本来游方以外，又精于丧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谈一面说礼，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有一个杨简（通称杨慈湖），在温州做官，遇着钦差到温州来，去和他行礼，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会变通，也不算什么高。照这样看来，理学先生，远不如清谈先生。〕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鳅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中间有几位高的，音韵算陈第，文字训诂算黄生，律吕算朱载堉，攻伪古文《尚书》算梅，算学也有个徐光启，但是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近二百年来，勉强唤做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像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讲政事的颇少，就有也不成大体。或者因为生非其时，不犯着讲政事给他人用；或者看穿讲政事的，总不过是浮夸大话，所以不愿去讲。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学，已经搁起一边了，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它。中间只有戴震，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没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宋儒还采得几句六朝话，（大概皇侃《论语疏）里头的话，宋儒采他的意颇多。）戴家只会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话，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不能专据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不必评论了）。到底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发达了，只为没有讲得哲理，所以还算一方偏胜。若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校，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也比前代进步。

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没有学说的国截然不同了。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么？也还不止。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没有寻出线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什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哪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么样改变？各处的文化是哪一方盛，哪一方衰？盛衰又为什么缘故？本国的政事和别国比较，劣的在哪一块，优的在哪一块？又为什么有这样政事？都没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寻么？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似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以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语，不专去依傍他人。后来人可不要自勉么！近来推陈出新的学者，也尽有几个。若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无论不能概全国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釆，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像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这句话，并不是替许多学者做调人，一项学术里头，这个说的是，那个说的非，自然要辩论驳正，不可模棱了就算数。至于两项学术，就不该互相菲薄。）这两项偏心去了，自然有头绪寻出来。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现在的教育界，第一种错渐渐打消几分，第二种错又是接踵而来。比如日本人说阳明学派是最高的学派，中国人听了，也就去讲阳明学。且不论阳明学是优是劣，但日本人于阳明学，并没有什么发明，不过偶然应用，立了几分功业，就说阳明学好。原来用学说去立功业，本来有应有不应，不是板定的。就像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候，或不免于洴澼。”（不龟手，说手遇了冷不裂。洴澼，就是打绵。）本来只是凑机会儿，又应该把中国的历史翻一翻。明末东南的人，大半是讲阳明学派，如果阳明学一定可以立得功业，明朝就应该不亡。又看阳明未生以前，书生立功的也很不少。远的且不必说，像北宋种师道，是横渠的弟子，用种师道计，北宋可以不亡。南宋赵蔡，是晦庵的再传弟子，宋末保全淮蜀，都亏赵蔡的力。明朝刘基（就是人人称刘伯温的），是参取永嘉金华学派的人，明太祖用刘基的策，就打破陈友谅。难道看了横渠、晦庵和永嘉金华学派的书，就可以立得功业么？原来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庄子说得好：“豕零桔梗，是时为帝。”（豕零，就是药品里头的猪苓，意思说贱药也有大用。）如果着实说去，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它有用没用。）现在看了日本人偶然的事，就说阳明学好，真是道听途说了。又像一班人，先听见宋儒谤佛，最后又听见基督教人也谤佛，就说佛学不好。近来听见日本人最信佛，又听见欧洲人也颇有许多信佛，就说佛学好，也不论佛学是好是坏。但基督教人，本来有门户之见，并说不出自己的理论来；汉学人也并不看佛书，这种话本可以搁起一边。宋儒是看过佛书了，固然有许多人谤佛，也有许多人直用佛书的话，没有讳饰。本来宋儒的学说，是从禅宗蜕化，几个直认不讳的？就是老实说直话，又有几个？里面用了佛说，外面排斥佛说，不过是装潢门面，难道有识的人，就被他瞒过么？日本人的佛学，原是从中国传去，有几种书，中国已经没有了，日本倒还有原版，固是可宝，但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他所特倡的莲宗、真宗，全是宗教的见解，并没有关系学说的话，尽他说的好，也不足贵。欧洲人研究梵文，考据佛传，固然是好，但所见的佛书，只是《小乘经论》，《大乘》并没有几种。有意讲佛学的人，照着他的法子，考求言语历史，原是不错。（本来中国玄奘、义净这班人，原是注意在此，但宋朝以后就绝了。）若说欧洲人是文明人，他既学佛，我也依他学佛，这就是下劣的见解了。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这是什么缘故？意中先看他是个靶子，一定连他的坏处，也取了来。日本出家人都有妻，明明是不持戒律，既信日本，就与佛学的本旨相反。欧洲人都说《大乘经论》不是释迦牟尼说的（印度本来有这句话），看不定的人，就说《小乘》好，《大乘》不好，那就弃精华取糟粕了。佛经本和周公、孔子的经典不同。周、孔的经典是历史，不是谈理的，所以真经典就是，伪经典就不是。佛经是谈理的，不是历史，只要问理的高下，何必问经是谁人所说？佛经又和基督教的经典不同。基督教纯是宗教，理的是非，并不以自己思量为准，只依上帝耶稣的所说为准；佛经不过夹杂几分宗教，理的是非，要以自己思量为准，不必以释迦牟尼所说为准。以前的人学佛，原是心里悦服，并不为看重印度国，推爱到佛经。现在人如果要讲佛学，也只该凭自己的心学去，又何必借重日本、欧洲呢？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来胸中像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的人，到中国来，要知这一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的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没有学问。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蠡本来应写蠃，俗写作螺，意思说用蠃壳去舀海水，不能晓得海的深浅。）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

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那个口述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像山井鼎物观校勘经典，却也可取，因为只案字比校，并不多发议论，其余著作，不过看看当个玩具，并没有可采处。近来许多目录家，看得日本有几部旧书，就看重日本的汉学家，是大错了。皇侃《论语疏》、《玉烛宝典》、《群书治要》几部古书，不过借日本做个书簏子。）这个也难怪他们，因为古书的训诂文义，从中唐到明代，一代模糊一代，到近来才得真正明白。以前中国人自己尚不明白，怎么好责备别国人。后来日本人也看见近代学者的书，但是成见深了，又是发音极不正当，不晓得中国声音，怎么能晓得中国的训诂？既然不是从师讲授，仍旧不能冰释理解，所以日本人看段注《说文》、王氏《经传释词》，和《康熙字典》差不多。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有说日本人欢喜附会，德国人倒不然，总该比日本人精审一点，这句话也有几分合理。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没有这种荒谬，到底时候太浅，又是没有师授，总是不解。既然不解，他就说是中国学问比天还要高，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古人说：“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原是看品题人是什么。若是没有品题的资格，一个门外汉，对着我极口称赞，又增什么声价呢？听了门外汉的品题，当作自己的名誉，行到教育一边，也有许多毛病。往往这边学究的陋话，斗方名士的谬语，传到那边，那边附会了几句，又传到这边，这边就看作无价至宝；也有这边高深的话，传到那边，那边不能了解，任意胡猜，猜成了，又传到这边，这边又看作无价至宝，就把向来精深确实的话，改做一种浅陋荒唐的话。这个结果，使学问一天堕落一天。几位朋友，要问这种凭据，兄弟可以随意举几件来。

（一）日本人读汉字，分为汉音、吴音、唐音各种。却是发音不准，并不是中国的汉音、唐音、吴音本来如此，不过日本人口舌倔强，学成这一种奇怪的音。现在日本人说，他所读的，倒是中国古来的正音。中国人也颇信这句话。我就对那个人说：中国的古音，也分二十几韵，哪里像日本发音这样简单？古音或者没有凭据，日本人所说的古音，大概就是隋唐时候的音。你看《广韵》，现在从《广韵》追到唐朝的《唐韵》、隋朝的《切韵》，并没有什么大变动。照《广韵》的音切切出音来，可像日本人读汉字的声音么？那个人说，怎么知道《广韵》的声音不和日本声音一样？我说，一项是声纽（就是通称字母的），两项是四声，从隋唐到现在，并没有什么大改。日本可有四声么？可有四十类细目么？至于分韵，元明以来的声音，比《广韵》减少，却比日本还多。日本人读汉字，可能像《广韵》分二百六韵么？你看从江苏沿海到广东，小贩做工的人，都会胡乱说几句英语，从来声音没有读准。假如几百年后，英国人说：“我们英国的旧音失去了，倒是中国沿海的人，发得出英国的旧音。”你想这句话，好笑不好笑？

（二）日本人常说：“日本人读中国的古文就懂得，读中国的现行的文就不懂得。原来中国文体变了。日本人作的汉文，倒还是中国的古文。”这句话也颇有人相信。我说：日本的文章，用助词非常的多，因为他说话里头助词多，所以文章用助词也多。中国文章最爱多用助词的，就是宋、元、明三朝，所以日本人拿去强拟，真正隋唐以前的文章，用助词并不多。日本可能懂得么？至于古人辞气，和近来不很相同，就中国人粗称能文的，还不能尽解，更何论日本人？自从王氏做《经传释词》，近来马建忠分为八品，做了一部《文通》，原是用文法比拟，却并没有牵强，大体虽不全备，中国的词，分起来，总有十几品，颇还与古人辞气相合，在中国文法书里边，也算铮铮佼佼了。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吉，又做一部《汉文典》，援引古书，也没有《文通》的完备，又拿日本诘诎聱牙的排列法，去硬派中国文法，倒有许多人说儿岛的书，比马氏好得多，因为马氏不录宋文，儿岛兼录宋文。不晓得中国的文法，在唐朝早已完备了，宋文本来没有特别的句调，录了有什么用？宋文也还可读，照着儿岛的排列法，语势蹇涩，反变了文理不通，比马氏的书，真是有霄壤之隔。近来中国反有人译他的书，唉！真是迷了。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现在不用拿两部书比较，只要请儿岛做一篇一千字长的文章，看他语气顺不顺，句调拗不拗，再请儿岛点一篇《汉书》，看他点得断点不断，就可以试验得出来了！

（三）有一个英国人，说中国的言语，有许多从外边来，就像西瓜、芦菔、安石榴、蒲桃（俗写作葡萄）是希腊语，柿子是波斯语，从那边传入中国。这句话，近来信的虽不多，将来恐怕又要风行。要晓得这种话，也有几分近理，却是一是一非，要自己检点过。中国本来用单音语，鸟、兽、草、木的名，却有许多是复音语。但凡有两字成一个名的，如果两字可以分解得开，各自有义，必不是从外国来。如果两字不能分解，或者是从外国来。蒲桃本不是中国土产，原是从西域取来，枝叶既不像蒲，果实也不像桃，唤做蒲桃，不合中国语的名义，自然是希腊语了。柿子、安石榴，也是一样。像西瓜就不然，瓜是蓏物的通名，西瓜说是西方的最好。两个都有义，或者由中国传到希腊去，必不由希腊传到中国来。芦菔也是中国土产，《说文》已经列在小篆，两个字虽则不能分解，鸟、兽、草、木的名，本来复音语很多，也像从中国传入希腊，不像从希腊传到中国。至于彼此谈话，偶然一样，像父母的名，全地球没有大异。中国称兄做昆，转音为哥，鲜卑也称兄为阿干。中国称帝王为君，突厥也称帝王为可汗。中国人自称为我，拉丁人也自称为爱伽。中国吴语称我辈为阿旁，（《洛阳伽蓝记》自称阿侬，语则阿旁。）梵语也称我辈为阿旁。中国称彼为他，梵语也称彼为多他。中国叹词有呜呼，梵语也是阿蒿。这种原是最简单的话，随口而出，天籁相符，或者古来本是同种，后来分散，也未可知。必定说甲国的语从乙国来，乙国的话从甲国去，就是全无凭据的话了。（像日本许多名词，大半从中国去，蒙古的黄台吉，就是从中国的皇太子变来；满洲的福晋，就是从中国的夫人变来；这种都可以决定。因为这几国都近中国，中国文化先开，那边没有名词，不得不用中国的话，所以可下断语。若两国隔绝得很远的，或者相去虽近，文化差不多同时开的，就不能下这种断语。）有人说中国象形文字从埃及传来，也有说中国的干支二十二字，就是希腊二十二个字母，这种话全然不对。象形字就是画画，任凭怎么样草昧初开的人，两个人同对着一种物件，画出来总是一样。何必我传你，你传我？干支二十二字，甲、己、庚、癸，是同纽，辛、戌，是同纽，戊、卯、未，古音也是同纽，譬如干支就是字母，应该各字各纽，现在既有许多同纽的音，怎么可以当得字母？这种话应该推开。(www.xing528.com)

（四）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封禅七十二君，或者不纯是中国地方的土著人，巴比伦人或者也有几个。因为《穆天子传》里面谈的，颇有几分相近，但说中国人个个是从巴比伦来，到底不然。只看神农姜姓，姜就是羌，到周朝还有姜戎，晋朝青海有个酋长，名叫姜聪，看来姜是羌人的姓，神农大概是青海人，黄帝或者稍远一点，所以《山海经》说在身毒（身毒就是印度），又往大夏去釆竹。大夏就是唐代的睹货逻国，也在印度西北，或者黄帝是印人。到底中国人种的来源，远不过印度、新疆，近就是西藏、青海，未必到巴比伦地方。至于现在的苗人，并不是古来的三苗，现在的黎人，并不是古来的黎。三苗九黎，也不是一类的。三苗在南，所以说左洞庭，右彭蠡；九黎在北，所以《尚书》、《诗经》都还说有个黎侯，黎侯就在山西。蚩尤是九黎的君（汉朝马融说的），所以黄帝从西边来，蚩尤从东边走，赶到涿鹿，就是现在直隶宣化府地界，才决一大战。如果九黎三苗，就是现在的黎人、苗人，应该在南方决战，为什么到北方极边去，难道苗子与鞑子杂处？三苗是缙云氏的子孙（汉朝郑康成说的），也与苗子全不相干，近来的苗人、黎人，汉朝称为西南夷。苗字本来写髣字，黎字本来写俚字，所以从汉朝到唐初，只有髣、俚的名，从无苗、黎的名。后来人强去附会《尚书》就成苗、黎，别国人本来不晓得中国的历史，听中国人随便讲讲，就当认真。中国人自己讲错了，由别国去一翻，倒反信为确据，你说不要笑死了么？

（五）法国又有个人说，《易经》的卦名，就是字书。每爻所说的话看都是由卦名的字，分出多少字来。这句话，颇像一百年前焦循所讲的话。有几个朋友也信他。我说他举出来的字，许多小篆里头没有，岂可说文王作《周易》的时候，已经有这几个字？况且所举的字，音也并不甚合。在别国人想到这条路上，也算他巧思，但是在中国人只好把这种话做个谈柄，岂可当它实在？如果说他说的巧合，所以可信，我说明朝人也有一句话，比法国人更巧，他说《四书》本来是一部书，《论语》后边说“不知命”，接下《中庸》开口就说“天命之谓性”，《中庸》后边说“予怀明德”，接下《大学》开口就说“在明明德”，《大学》后边说“不以利为义，以义为利也”，接下《孟子》开口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这倒是天然凑合，一点没有牵强。但是信得这句话么？明末人说了，就说他好笑，法国人说了，就说他有理，不是自相矛盾的么？

上面所举，不过几项，其余也举不尽。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捏造事迹，中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比如日本小说里头，说源义经到蒙古去，近来人竟说源义经化作成吉思汗，公然形之于笔墨了。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志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实，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一种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就使没有这种弊端，听外国人说一句支那学好，施教育的跟着他的话施，受教育的跟着他的话受，也是不该！

上边已经说了，门外汉极力赞扬，并没有增什么声价，况且别国有这种风尚的时候，说支那学好，风尚退了，也可以说支那学不好。难道中国的教育家，也跟着他旅进旅退么？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人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第3册“社说”，1910年）

此文作于1910年，为章太炎极少见之白话论作，后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1921），吴齐仁（张静庐）称其为：“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或可以章氏之演讲辞观之。晚清之际西学畅行，国人几惟西学是瞻，一论一说，相趋步尘而不思是非原委，奉西洋“汉学”以为圭臬。章太炎素谓域外“支那学”粗疏浅陋，尤以日本为不值一哂，由是而倡中土学人“发为本心”，潜修故学，以为“立学”之资；不然，舍本逐末，讶异荒诞，终不免堕陷浅滩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