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解析：起源、名称、意义及演变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土中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今有为金铁主义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会意而得之者也。”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因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且如印度人种，旧称为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则为农夫，而其后或言贵人，或言圣者，此实晚出之义，乃种人所以自矜尚也。就以有义言之，中国向日称民为黎民，至秦则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谓其黑发也。然不得以一切黑发者尽指为同族。纵令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必如所说，则凡有农夫，皆得为印度人；凡有贵人、圣者，亦皆得为印度人，安得此渎乱汗漫之言也？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划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番，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案：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诛。狄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婴儿，赤狄犬种，晋与为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杀，兴师复仇，书潞子者非谓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贱晋，与书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谓潞子为善，斯言之不从矣。其有贬黜诸华同于夷狄者，则《春秋》书晋伐鲜虞是。何氏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以狄晋者，正以其自戕同气，委陈、蔡于夷而不顾耳。夫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弑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至于吴楚封域不出荆扬，固禹贡九州之地。熊绎、周章，受封命族，岂与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杂有诸蛮，而吴楚渐其污俗，又以不修职贡，自外宗周，故为《春秋》所贬。召陵征而苞茅入，黄池盟而命圭从，则进之同于齐、晋，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则退之，今日自内则进之，是犹越崩益州，汉世久设郡县，及唐末南诏畔援，声教壅隔，宋世王灵不远，不得已而弃云南，至明复隶版籍，岂得曰云南本夷狄，至明始进于中国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泰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征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保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稍同化于我矣，奚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笫，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人有病而啜粥者，于吐下之后可也。未吐下时而先啜粥，非直滋病，亦欧恶不能下会咽。先后之序，其术其心皆如是矣。说者茫昧，私臆吾辈非以民族主义为主义，乃以民族主义为手段，是犹见未吐下而屏粥者曰：是徒惧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欧恶，未尝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华之名义，斯所以有三惑也。

中国以先汉郡县为界，而其民谓之华民。若专以先汉郡县为界者，则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隶职方，其经营诚宜稍后。若夫乐浪、玄菟，即朝鲜之地。交趾、日南、九真，奄越南而有之。至于林邑，则柬埔寨是也。以民族言，二国起居衣食多与禹甸同风。言语虽殊，而文字诵读能中其音，异于日本之隔阂者。血统则朝鲜稍杂，而越南皆吾冠带之民，间有蛮人时相错杂，则与琼、雷一例。是二国者，非独力征经营，光复旧土为吾侪当尽之职，观其受制异国，举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朝鲜设郡，止于汉魏。越南则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隶地官之版，中间阔绝，明时又尝置行省矣。今二国之陵籍于异域则同，而政术仁暴稍异，故经营当有后先。其次则有缅甸。缅甸非先汉旧疆，特明代众建土司隶于云南承宣之部。土民习俗虽异诸华，而汉人徙居者众，与干厓盏达为邻类。然既未设流官，宜居朝鲜之次，外人之遇缅甸犹视越南为宽，则振救无嫌于缓。西藏、回部，明时徒有册封，其在先汉，三十六国虽隶都护，比于附庸，而非属土。今之回部又与三十六国有殊。蒙古则自古未尝宾服。量三荒服之后先，则西藏以宗教相同犹为密迩，回部、蒙古直无一与汉族相通。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然而事有难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径行，举措之宜，或与誓愿相左。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要以明时直省为根本（除缅甸），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惟缅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虽非故土，既不他属，循势导之，犹易于二郡一司。其同化则互有难易。若计言语文字者，则新疆既多汉族，而回民聪颖胜于蒙古，其教易入。蒙古虽颛愚，以汉人数往贸易，亦渐能效其音声。独西藏为僻左，又向习波黎文字，既有文明之学，不受他熏，则汉语或相扞格。故语言文字之化当尽力者，莫西藏若也。若计居食职业者，回部耕稼与汉俗不甚差违，宫室而居，外有城郭。西藏山谷阻深，虽欲游牧，其势不能广衍，故任地力者亦多，特其土地硗确，栽种独宜青稞，上者止于牟麦，而秔稻不适于土宜，木城虽陋，犹愈于支幕者。至于蒙古，戈壁曼延，虽平地亦多沙漠，天若纵之使事游牧，即不得不张幕而处。其王与台吉辈，虽有寝室，而不可遍及烝民。故居食职业之化当尽力者，莫蒙古若也。若计法律符令者，西藏虽听于神权，清政府亦多遣满员辅其吏治，今仍可以汉官治之。蒙古自有酋长，其律亦与中土大殊，然如塞外归化诸城，凡诸狱讼以同知司裁判，诸台吉环坐其旁，应对唯谨，稍不称意，以手抵案而叱之，然则汉官任治，非不可行于内外诸盟。独回部以无罪而亡，满洲遇之酷虐，非若蒙古之为肺腑，藏教之被尊崇，今虽暂置行省，犹岁勒回民以供诸王之役使，满洲视回部若草芥，而回部亦深惎满人，迁怒憎及于汉族吏治，稍有不适则噪变随之。故法律符令之化当尽力者，莫回部若也。今欲使之同化，惟设官兴学，专意农工，而法律暂因其故，必期以二十年然后可与内地等视。吾向者有言曰：浸假言语风俗，渐能通变，而以其族醇化于我，吾之视之，必然美国之视黑民若。今有人就吾之说而诘之曰：“使其不然，则现今之未醇化于我者，吾视之将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藏人，即为民族主义而不得已之政策也。”夫曰醇化以后，则不与美国之视黑民等者，谓其得预选举见之行事，不以空言相欺耳。非曰其未醇化以前，则特定区划，逾之者斩杀唯命也。未醇化以前，固无得预选举之事。彼为金铁主义说者曰：“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者，必以通中国语为惟一条件。”夫能通中国语者，则已稍稍醇化矣，然于中国社会之形态能知其一二耶？情伪不知，利病不审，坐而论道则勿能，纵令随罘予夺，亦与投钩何异。且所为建设代议士者，非独为人民平等计。询于刍荛，固欲其言之有益于治耳。若言之而不能中要领，与不言同，则选举固可废矣。故专以言语同化者，必不足以参通国之政也。必不得已，惟令三荒服各置议士，其与选者惟涉于彼部之事则言之，而通国大政所不与闻，则差无弊害耳。非独此也。满人于中国语言文字既同化矣，而职业犹不，三荒服若回部、西藏犹有耕稼，蒙古犹有游牧。满人则于此亦未服习，斯所谓惰民者。贵人惟逐倡优，歌二簧、弹琵琶以终日月。驻防之军，日提雀笼，嬉游街市，寒则拥裘而出，两臂结胸腹间，持熏炉以取暖，行过饼家，见有美食，则张口而唼食之，不以指取，此人人所共睹者。彼其啙窳偷生，不知民业，又三荒服之不若。世人或以满人文化，视三荒服为最高，徒就此方见有法政、陆军之学生而言之耳。此虽成就，亦只入官从军之技，其不知民事自若也。且人非生居闾里，日睹米盐琐屑之情，则虽专精法政，而入官犹无所效。近世为长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经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讼棍，岂非讲习虚言不如亲睹实事之为愈欤？昔满洲伪高宗欲尽去天下州县，悉补以笔帖式。刘统勋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以曾为百姓者为之。然则代议士者，为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为百姓者充之乎？议士之用，本在负担赋税，不知稼穑之艰难，闾阎之贫富，商赀之赢绌，货居之滞流，而贸焉以议税率，未知其可。今彼满人，于百姓当家之业，所谓农工商贾者，岂尝知其豪氂，而云可为议士，何其骛虚言而忘实事也。且近世为僧侣者，即不得充代议士，彼僧侣者岂绝无学术耶？正以寺产所资，足以饱食，与农工商贾之事相隔故也。然以欧美之僧侣，比满洲之法政、陆军学生，则明习民情与否，又相悬矣。满洲者，勿论学生、马甲，其为惰民一也。己不事生产，而评他人之生产，己不纳租税，而议他人之租税，于权利则不当有，于事实则无所知，彼满人而欲有代议士之资格耶？宜俟革命以后，尽裁甲米，退就农耕，乃始为与汉人同化，然后得与中国之政治耳。金铁主义论者，一与仅知语言之满洲人，再与仅知语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症结非难破也。在昔汉唐宋明之世，初任文吏，后进儒生，人材迂通，虽非同揆，要其讲求吏治，哀念民生，先后一也。是故当其末造，朝政不纲，而吏治犹清于下，未有若满洲之汗漫者。满洲初载，任用族姓，柄政者皆介胄武夫，非独刀笔文法有所不晓，民生百事尚未能举其名号也。（世传伪高宗南巡时，见田间有稻秧，问言何草。然此非独一人而已。民间事业，隔阂可知。）又其素性贪饕，以苞萱为应有，惭德在躬，即无以廉问群吏，是故吏治得失本非其所措心，而汉官亦承其风旨，曹司则不知法律，府县则不接吏民，循吏之传，半录虚文，于成龙、余甸之徒前世所恒有者，于斯乃为麟角。其夸言经世者，则曰瞻言百里方略何如而已，盖所举不出攻略、聚敛二端，而游说横议之风以起。远猷辰告，而不能治一水门；长驾远驭，而不能捕一劫盗，经画国常，而不能理一凶政；高张筹，而不能平一租庸。率天下而为魏了翁、马廷鸾、真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义”，犹不如田千秋之不学无术足以富民。何者？退野人而进华士也。至于近世，则墨吏盈朝，贪污载路，绳以法律，以屋可诛。一介清廉之长官且不可得，况复为民兴利哉！夫讲求吏治，至纤至悉，又必履行经验而后得之，非摇唇鼓舌大言自肆者所能为。至言立宪则不然，剿袭讲义，粗涉政书，言之至易，而比于讲求吏治者为名高。金铁主义论者盖闻其风而兴起矣。彼见满洲政府近时所注意者，无过聚财、讲武二端，而于吏治得失，民生隐曲，曾不一语及之，以为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但使国会成立，笼罩群生，则中国已足以治，诚如是，则彼所谓宪政者，金云铁云而已。其去汉唐盛时专制之政，何其远耶！盖曩者包世臣、汪辉祖辈所见虽近，而吏治民生言之至悉。金铁主义论者则并此亦不知也。近者，梁启超辈日扇虚言，犹知吏治点污不可姑息，欲求立宪，必先之以开明专制。金铁主义论者则并此亦不知也。不言吏治得失，则行媚可及于臧吏；不计民生隐曲，故选举可及于惰民。彼且谓今之满人可充议士，何论三荒服人犹有职业者耶！吾所见者，则与此异。方其未醇化时，宜分部为三，各设一总督府。（中华民国建后，各省督抚当废，惟存布政使为长官，总督即专为荒服设也。）而其下编置政官，其民亦各举其贤良长者以待于总督府，而议其部之法律财用征令，以授庶官而施行之。兴其农业，劝其艺事，教其语言，谕其书名，期二十年而其民可举于中央议院。若是则不失平等，亦无不知国事而妄厕议政之位者。庙谋人道，两无所亏，则亦可以已矣。若谓汉土面积小于三荒，兴亡绝续之交必将奋而自主，非用兵力则不足以致之者，不悟三荒相合诚较汉土为宽，分部计方，则回部、西藏二者各当汉土三分之一，惟蒙古乃略相等。虽然，蒙古之众，建诸侯久矣，非内部有枭雄，先以武力蚕食诸邻如噶尔丹所为者，则必不足以自恣。西藏自元灭吐蕃以后建立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来宾，不烦一旅。彼满洲者或以崇信黄教，得其欢心，如明太祖曷尝以此为市耶？必以宗教为欢，则中国亦有文成公主，西藏尊之以为神母，号曰多逻伊伽，此亦可援以为质者。蒙古自万历以后，渐胡土克图之化，则杀掠之心已衰。西藏不绝，蒙古亦易驯耳。若谓英、俄二憝，狼子野心，乘隙窥边，诱以他属，此虽满洲政府不亡，其势犹不可禁，何独革命之世然也。且方今社会革命之声遍布欧土，而印度亦有谋光复者，人亦有言，虎啸而谷风应，一朝云合，势如燎原，彼何暇肆侮于二方哉！独回部民气剽悍，易于集合。满洲遇回人既惨酷无人理，其再征者为左宗棠之湘军，彼则亦以虺蛇视汉族。三荒之中，独此觖望，念烝民之同柢，岂彼回部当为戮民？幸而解怨，则可以宁辑矣。不然，彼实有国，吾岂可以劫夺得之？向者有云，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金铁主义论者有忧之，则曰：“此内部瓜分之计也。内部既瓜分，使中国以外，若无各列强之环伺，则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虽曰主义狭隘，然以自私为乐，亦未尝非一义也。无如保全领土之说，方为各强国中一派之所主张，而一派反对之。反对之者，俄为其首。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其囊中也。今见中国各族分离，而蒙、回之程度又不足以自立一国，岂有不入蒙、回之地以占领之乎？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粤，而汉人之土地亦将不保，直以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矣。”夫保全领土于欧人则何利？必其可取，直取而代之耳。安用是煦煦孑孑者为耶？诚知地大物博，非须臾所能摭拾，四分五裂之余，兵连不解，则军实匮而内乱生，其言保全，非为人道，亦所以自完耳。不然庚子联军之役，四方和会，师出有名，而虏酋亦已播迁关右，不以此时瓜分中国，乃待日本胜俄之后乎？且使革命不成，则满洲政府固在，而回部无以自离，固无瓜分之道。革命果成，取此深根宁极之政府而覆灭之，其兵力必非犹人而已，纵不足以抵抗欧人，然其朝气方新，威声远播。彼欧人之觇国也，常先名而后实，自非吹而可僵者，亦未至轻召寇仇，为劳师费财之举，而回部之脱离也，吾岂与之砉然分诀耶？彼其人材稀疏，政治未备，事事将求助于汉人，视为同盟，互相犄角，则足以断俄人之右臂明矣。虽然，此直为回人自立计也。若其深明祸福，辨别薰莸，知往日之兴兵构怨出于满人，而汉族非为权首，又以地处偏隅，虽苟足设险自完，无由进于开明之域。如是则求与汉人同化之不暇，而何自离之云。要之，事有奇恒，途有险易，则不得不虑及于是耳。若三荒服而去其一，余二者固未必自离；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于吾，则民族主义所行益广。自兹以后，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则先汉之疆域始完，而中华民国于是真为成立。吾观滇中人士，多发愤于越南、缅甸之亡，曾欷累息，恒思收复以为愉快，自余则未有系念者。中华民国之义孰深知之，其惟金马之神、碧鸡之灵哉！

（原载《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www.xing528.com)

此文刊于1907年，旨在辨号为“中华民国”之意味，以为“民国”之立张目。所谓“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谥号“中华”，非西人之称“文化”之邦、“血统”之族，尝思地理、史迹，当可明满、蒙、回、藏及邻邦周边之渊源，文明以化，平等共和，方不失建立“民国”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