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何以立？以有学。无学，则国非其国矣。故一国必有一国之学，谓之国学。虽然，专讲保存国学，亦安能立国哉！国因时势而迁移，则学亦宜从时势而改变。夫惟其能改变也，故学可为珍，而学乃可以常存。不然，国势已变迁矣，而犹死守固有之学，不稍变动，势必为强外族闯入而制其命，而尽废其学。若是，不特国学之不能保也，而国亦因保国学而灭绝。况所谓保国学者，未必真国学。苟真国学，固不依赖人之保存，而能自存于宇宙间矣。顾国学之能自存于宇宙间者，在欢迎新学术以调和之、补助之耳。夫如是也，进步之速率岂有量哉！
师薑曰：中国学术思想不进步，其原因何在乎？在政体之专制。泰西学术思想日以进步，其原因何在乎？在政体之文明。文明国宪法上定有条例，许人民以三大自由，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是也。此三大自由权，惟文明国人民完全无缺，而野蛮国人民则无之。为文明国之人民者，其著书立说，一听其脑筋之电力所至。无今无古，无人无我，纵横六合，惟所创造。故全国人民相争相竞，各出其智力，而文化日以精神。野蛮国则不然，言必古人之所已言者。若古人所未言，而为我所独创，与古人意相反对者，则目之为非圣无法，而诛之、戮之、割剥之、牛马之，以遂其时君私天下之侈心。故秦始皇有坑儒焚书之事，（始皇所坑之儒实非儒，而乃与儒为敌者也；所焚之书，乃百家言而非儒书。若果儒书，始皇固引为同调矣。）汉武有罢辍百家之举。而满清朝屡兴文字之狱，彼固以为学术思想之发达，非君主之利事，而异族之为中夏君，于此尤竞竞焉。君主既以人民之言论自由悬为厉禁，而士夫遂不敢创立异说，以冀得世界之真理。且于儒学之外，不敢无通他学。即能旁涉他学之藩篱，亦不欲明以诏来者。如宋代诸子之理学是矣。当时理学，虽称以儒为归，实乃包括佛、老而有之。夫包括佛、老，乃宋儒学术之大进步，而偏以为讳，则数千年墨守不变之旧俗使然矣。呜呼，可不伤心哉！吾为此而惧。今特将中国历代之学术分为八时代以论之。
一、神学全盛时代
上古之世，人民榛榛狉狉，智识未开，盱盱而睡、鬻鬻而食之外，无特擅之技能，亦无远到之理想。仰而见有日也，月也，星辰也，风雨烟霞也，江河之有波浪也，树木之有荣枯也，人类之有疾病、死亡也，则以为既非人力所使，必有物以主宰之。然又不知主宰者究为谁，则以为必有神焉。然所谓神者，非空间所能居，其殆居于天乎！故遂以天为神之家，而神为天之主人矣。积此种之幻想，人人脑中如是，人人眼中如是，人人口中如是。于是而笔之于书，谓之神书。中国民族从西方迁徙而来，与印度、埃及相同，故皆重神权。自伏羲氏出而作《易》，虽其所说，天道与人事有绝大之关系，要终不外乎鬼神之界域，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中国之哲学实以此为先河。黄帝之时，其官吏即当时之僧侣大挠作甲子，仓颉作六书，容成作历数，史皇作图，皆是黄帝时之僧侣。中国之神学实始于此时。此外，夏禹之世，继《易》而起者，为《洪范》九畴，所说亦不外幽明之情状。又《书》与《诗》，帝王神鬼，杂出其间，其伸引绵绵，若痴若醉，有一唱三叹之致者，皆神学之遗传也。上古之世，崇信神教，立有专官，称为祝史。全部之学术皆掌于祝史。祝史有统治全部学界之权。祝史者，其墨家之巨子，罗马教之教王乎！
此为中国学术第一时代。
二、官学昌明时代
中国之学术，自唐、虞、夏、商以后，数千年间，不能超越乎神学之势力圈。迨至西周，而学术遂厘而为二，言天事者为一派，言人事者为一派。然学术虽分为二派，而觉力究归一人，则史官是矣。斯时也，中国但有官家之学，无私家之学。窃尝考之，中国古时，其学派共分为十，派别虽多，要之皆官吏掌管之。官吏有无上之威权，而官学有莫大之势力。除官吏外无威权，除官学外无势力，官吏与学术盖成为集合体矣。学术之盛，振古无比。亦尝读班固《艺文志》矣，固之言曰：“儒家，从司徒分出者也；道家，从史官分出者也；阴阳家，从羲和分出者也；法家，由理家分出者也；名家，由理官分出者也；墨家，由清庙官分出者也；农家，由农稷官分出者也；纵横家，由行人官分出者也；杂家，由议官分出者也；小说家，由稗官分出者也。”班固立言如是，盖信而有征也。观此，亦可想见当时官学昌明之状况矣。
此为中国学术第二时代。
三、诸子竞争时代
周室东迁，书籍扫地，古代竹简，荡然无遗。于是聪明智慧杰出者流，创造学说，表彰其平日所自信者，各思改造其社会，历史上所称为九流者是也。孔子生丁周衰，创立儒教，能传其学者为子思、孟子、荀子三人。儒教最重伦理，而治国平天下之法制，其规划亦复周密。老子所创之教为道家，而道家又分为二派：一为庄列学派，专讲虚无；一为杨朱学派，专讲乐利。其宗旨尚自由，排君主。意至美，识至卓矣。而其弊在遁于空虚，且视痛苦为仇敌，而淫侈放纵，极其口腹之欲以为快。墨子倡教称为墨家，其大目的在兼爱，与耶稣爱人如己之说同。又时时发表其理想上之民主政体，而更包涵名学、兵学，以及他重学、光学等，其多才多艺如此。墨子诚中国之圣人哉！此外，又有称为名家，如申不害、商鞅、李斯之徒，其学说由儒家分出，得儒家之一部分，而能精加研究，其法制直超儒家而上之，遵其言以行之，国家可得安宁秩序。泰西之陆克、孟德斯鸠，岂真有大过人者耶？但申、商以后，无人继起，发挥而光大之。是则中国政治之所以日坠于九地之下，而无得见天日之时也。此四家者，于中国当时有大应响，倾动一世。若名家、阴阳家等，势力远不逮矣，然亦厉兵秣马，纵横冲突，角胜于诸强国之间也。
此为中国学术第三时代。
四、儒学统一时代
儒家之学术，专讲名分，与君主专制政体吻合，故君主每利用之。秦始皇虽焚书坑儒，而于政治亦乐采用儒术，以其有大利于己也。至汉而儒学尤盛，文帝设立五经博士。武帝时，罢斥诸子百家，专尊儒术，后世称之为儒教之大一统矣。当是时也，学士大夫惟有注经而已。注经有古文家说、今文家说，要皆局于典籍，无所表现。咬文嚼字，身殉蠹鱼。自由之乐，梦寐未逢，奴隶之苦，甘如醇酒，亦可怜矣。迨至王莽僭窃之时，一种怪异妖妄之学问又出现。一时聋盲之辈，随风披靡，无不心醉谶纬。虽然，此种学问亦非凭空创造，乃古代巫祝衍支派所遗传也。延至东汉，解说小学者又崛起，其学派区而为二：一释文义，一讲礼经。要而言之，此皆抱残守缺者流，向人鼻息以求生活者耳。虽号为积学之儒，占有泰山北斗之鸿名，如蔡邕、王充者，其所著《论衡》、《独断》，亦皆一以儒术为昆仑墟，而不敢稍溢儒之界说，别发一新思想，别辟一新境界。盖儒教至东汉，其专制为达于极点矣，不若西汉之犹有申、商、黄、老之学，参入于其间也。
此为中国学术第四时代。
五、佛老混合时代
老学一大而称为道家，故论者谓老子为道家之始祖。道家分两派，其一王弼、何晏所倡，为玄理派；其一为神仙派，如《抱朴子》等是。玄理派有崇信虚无者，有实行乐利者；神仙派有崇尚丹鼎者，有专心符箓者。东汉以后，儒术浸衰，治经之徒，改弦易辙。至两晋，而旷达之风海内大盛，清谈之士门户相高。佛学乃自东汉时传入中国，至晋而盛，至南北朝而大盛。其种类有三，曰教门、宗门、律门。宗门分顿觉、渐觉，律门以修身力行为目的，苟有倡者，岂竟无和！斯时之上官名卿，争趋附之，几几乎成一二教混合之奇观矣。惜乎无巨力深识之彦，收拾三教之精英于一炉中以冶之，铸成光明异样、灿烂鲜明之学风，为前古所未有，此则六朝时代之大缺点也。盖此时，外夷为乱，迭主中华，而所谓学士大夫者，奔走流离，迎拜豺虎，于学问上无暇加意研求。故虽混合三教，而终不能产出一新学术，使历史黯然无色，可不令人浩然兴叹，嗒然丧气耶！(www.xing528.com)
此为中国学术第五时代。
六、理学发明时代
迨至唐代，佛老之学依然混合于儒。及韩愈出而辟佛，其所辟者，乃佛之粗，而非佛之精。愈固不知佛也，其言之无昌于道也亦宜。自是以后，虽士人多称道儒学，而其实佛老之学已氤氲于斯时，故至宋，而一种理学之名目披露矣。理学者，实采取道家、佛家之长而支配之。周敦颐所倡之学，称为濂学；张横渠所倡之学，称为关学；二程则称为洛学；朱晦庵则称为闽学。陆子静之学，于程、朱、张、周外，别出心裁，独树旗帜。继之而起，为明之王阳明。阳明一生，主张致良知之学，开辟草莱，发现新地，诚学界之哥伦布哉！濂学者，咀嚼《易》、《中庸》而化之者也。其所阐发，皆天人之原理，而其病也，在少实际。关学之实际，较濂学为多矣，而其病在崇尚《礼经》，泥古不化，此乃专制国之余孽也。二程、朱子，其立说主重实践，不重空谈，固为颠扑不破之论。要之，其主静，主敬，使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人类活泼泼地之真精神，几使历百年而尽行消灭。是则其立教之过，安得而辞！况三纲之说，毒病四海，推原而论，当以二程、朱子为中坚，扬汉儒董仲舒之妖焰者，非二氏而谁！
此为中国学术第六时代。
七、考据学披猖时代
满虏入关，中原板荡，中流砥柱，一发犹存。自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黄梨洲、吕晚村诸先生死，而汉学绝矣。胤禛、弘历思汉人之心未遽死也，乃迭兴文字之大狱，以逞其一网打尽之毒计。于是而儒雅之士，莘莘济济，歌咏升平，有所谓考据之学出焉。一时士夫咸殉身于声音、训诂之中，口不谈国事。《说文》、《尔雅》两书，尊为天神，重于九鼎。继复支生金石学、校勘学，群焉嚣然附之。中国之学术，至弘历僭窃后，而晦盲闭塞极矣！而一二有志之士，不屑为无用之学，不为金石、校勘所诱者，则或从事于典章制度之学，或从事于微言大义之学。治典章制度之学者，以《三礼》为前驱；治微言大义之学者，以《公羊》为先导。虽然，此辈解经，每多附会，局促于蜗角之中，沾沾自喜。至发明先圣之心传，表彰前代之法制，固非其任矣。及康有为、梁启超出，能三致意于此点。其所论述，有至当至确而不可易者，然私心妄断，附会滋多。甚矣，其破碎害道也。（《孔子改制考》及《思想变迁之大势论》中，附会之处不可枚举。）顾犹或谓其能力张新说，开他人不开之口，发前古未发之谈，其亦爱新觉罗氏朝之才士也夫！
此为中国学术第七时代。
八、西学输入时代
西学之输入中国也，可分四时期。有明之季，耶教东来，传教之徒，以天文、算学散布中国，而我国人得知天文学者，自此始矣。自嘉庆以降，地理学又经彼教中人传入，我国人研究地理学者渐多，五洲大势，始行发见。再后传入者为医学、格致学，再后为史学、兵学。至今日乃为大盛，盖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无不云蔚霞举，横渡太平洋而咸集于东亚大陆之上矣。我国人本茫乎不知世界之大，自英、法起衅，五口通商，始恍然有所悟，知中国以外，尚有他国，中学以外，尚有他学。遂乃名其学为洋学，称中外交涉事件为洋务，其思想之幼稚如是。夫此四时期中，当以何时期收效果为最大？天文、算学、地理、医学、格致学，翻译者大都彼教中人，故书经印行以后，大人先生每羞道之。至史学、兵学，乃官立之译局所印行，而当译员者又为上流社会中人，故影响稍广。至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译者大半为思想高尚、学问渊雅之儒，故一书发行，风动全国。而民权自由主义、尚武主义、种族主义，灌溉国民之脑球，镌印国民之骨髓。“非我族种，其心必异”之观念既以发生，其气势直欲震荡天地，摇撼山岳。“文字收功日，神州革命潮”，是乃近时学界之一大变象也。
此为中国学术第八时代。
中国学术分八时代，如上所述。过西学输入时代，将进为何种时代乎？抑其时代由何等主义造成乎？此亦问题也。
师薑曰：闻之开新、守旧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曰：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守旧者曰：我欲强我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求，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我国之学，可尊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于世界大势之所趋者亦不少。故对于外来之学，不可不罗致之。他国之学固优美于我国，然一国有一国之风俗习惯，夏裘而冬葛，北辙而南辕，不亦为识者所齿冷乎？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若是者，对于内有之学，其惟用主观主义乎？对于外来之学，其惟用客观主义乎？我国之学，其至精至微者，经历代君主专制之威权，劁削摧排，几丧尽矣。然古籍中，时复露其一二吉光片羽，宜如何珍重保护之，拾其精英，弃其糟粕，此主观主义之作用也。主观主义者，其殆保存主义乎。至于外来之学，其有大利益于我国者，则掠取之，以为补助之资料。其学虽善，而于我国现势不合者，则无宁舍之而勿顾焉。譬人之饮食然，既欲物之适口，又必欲不妨害于卫生。若以多多益善，物物而啖之，急不暇食，必罹腹胀垂毙之患，此客观主义之作用也。客观主义者，殆即吸收主义乎。自今以后，为吸收与保存两主义并行之时代。果能尔尔，于西学，庶免食而不化之讥；于中学，冀呈晦而复明之象，是则可为中国学界前途贺矣。
（原载《醒狮》第1期，1905年9月）
高旭分传统学术为八时代，非纯为清理学史，实阐明学术之变乃时势所造，即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为国魂，非饰附丽，重在自由。能循时势之机，通新旧内外之说，发为创见，始得学之真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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