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发微·总说-国学初萌

乌虖！孔子之道果皆实行于中国欤？抑若存而若亡欤？韩非子云：儒分为八，墨分为三，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复生，谁能定孔墨之诚乎（《显学篇》）？盖圣学之明，其所从来久矣。孔子志在经世，（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语，《孝经钩命决》文，《中庸》郑注，《公羊》何序，皆引之。又《庄子·齐物论》篇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贵公（《尔雅·释诂》刑疏引《尸子·广泽》篇曰“孔子贵公”），贵仁（《吕氏春秋·不二览》曰“孔子贵仁”），此其意惟孟子能知之，能行之。而周秦诸子如庄周、尸佼、吕不韦之徒，亦尚能窥及之，或语有所受。是时去圣非远，大义犹未尽乖也。炎汉中叶，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表章六艺。故二百年中，以经学为极盛。然司马迁之作《儒林传》也，一则曰：“余读功令，至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再则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班固《汉书·儒林传》赞亦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吕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是观之，则汉儒之诵法洙泗，其得失不从可知乎。迨光武中兴，首崇儒术，东京之末，士敦节义。桓灵失道，久而后亡，亦未始非其小效也。魏晋以还，儒风稍坠。唐重科举，词华是尚，学如韩（愈）李（翱），盖不数觏。宋兴，名儒辈出，孔道大昌。然后人往往以宋之不振，归咎道学诸儒，虽持论近苛，未能别白。至其末流之失，要无可讳。观宋季周密之言，其弊可睹矣。（周公谨志《雅堂杂钞》曰：“尝闻乡曲沈之因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盛，结其党假此以欺世者，真可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辟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史事者，即目为俗吏。盖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语录之类。自诡其学，能正心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州、为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或道统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近思等文，则可钓声名美官。下而士子时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公，文章气节如东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之士，竞趋之，稍有不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为辨之，其气焰可畏如此。然所以言略不相顾，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至淳祐、咸淳，则此弊极矣。以是驯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谓道学之祸不甚于典午之清谈乎？”案：是条见于《杂钞·卷七》，作者当宋亡之后，故言之绝痛。此虽当日实情，然遂因以末杀程朱则不可也。）大抵宋儒之于孔学，所发明者固多，而误会者亦不少。降至元明，愈失厥真。其入官也，则知尊主而昧庇民；其立身也，则名中庸而实乡原；其对世也，则喜自尊而忘兼善；其施教也，则务躐等而违善诱。是故国无以治，名无以立，道无以达，才无以成。出则容悦而已耳，处则浮沉而已耳。无刚毅特立之概，有卑屈陋劣之行。（日本高桥作卫尝谓：孔教之弊，往往失独立自主精神，其心卑屈陋劣。学孔道而误者，比比皆然。见吾友吴挚甫《东游丛录》。）是岂孔子之道本然哉？

《鲁论》所记孔子之语，有垂训万世者，有因一时一事而发者。不独问行之对，子路与冉有有异辞，言诗之旨，子夏与子游殊科。其答懿子问孝，与告武伯及子游、子夏者，亦各不同。盖异其地，异其人，即异其说。故《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亦各有所当也。”是在承学之士，善观其通，（吕新吾《呻吟语·卷四》云：孔子只是一个，通通外更无孔子。）苟拘牵固执，死于句下，则通此而不通彼者必多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礼记·曲礼篇》亦有“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之语）而《大戴礼·曾子大孝篇》曰：“战阵无勇，非孝也。”又《大雅·蒸民》之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易·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傥援不敢毁伤之训，谓战阵可以无勇；执明哲保身之谊，谓王臣不必匪躬。可乎哉？善夫，徐爱之序《传习录》曰：“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阳明尚如是，而况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乎？

孔子之作《春秋》，实包有世界主义、平等主义、博爱主义、非战主义，微言大义，散见于公羊、穀梁二家之师说，而公羊所得尤多。世儒乃以其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见何邵公《公羊解诂·自序》），禁人讲习，其亦甚可闵笑者矣。不知《礼记·礼运篇》载孔子叹于蜡宾，慨想大同（大同即《春秋》所谓太平世，又即西儒赫胥黎《天演论》理想之乌托邦）。虽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且谓之小康。非惟天下为公，乃共和之极则。而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社会主义亦在其中矣。其为非常异义，更何如乎？夫孔子生君主时代，盖不能不尊君主。然删《书》则始尧舜，赞《易》则称汤武革命，何尝私于一姓，媚于一人。至孔子之言人伦，大都对待举之，期于两方交尽。《论语》告齐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鲁定公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证之群经，亦莫不然。《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书·皋陶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春秋·昭二十六年左氏传》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礼记·礼运篇》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大戴礼·四代篇》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昔先王之所先施于民也，是何曾偏责为臣为子为弟为妇者哉？三纲之说，本出纬书（见《白虎通义》），其实亦责君责父责夫为特重。何者？表端则影直，纲举则目张。臣不臣、子不子、妇不妇，必先由于君不君、父不父、夫不夫。后世名教之说兴，乃偏责臣、子、妇以为尊纲，而不知非孔子之意，且并失三纲之恉也。今有人因改革之后，已无君臣一伦，遂疑孔子之道，不适今日之用。庸讵知君臣之名可泯，国家之义自存（此国人全体之国家，非法王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也）。政体虽殊，效忠则一。若夫父子夫妇之爱，乃根于自然之天性，初非强人情而逆施之也。其发有序，其出有本，始于至近，推于至远。故父子夫妇之间，盖人类爱情之发，最为切近而真实者也。或乃欲举父子夫妇之伦而并废之，于此而不用其爱，尚何合群兼爱之可云？斯固万国所同惊，群生所共愤者也。

欧美各国翻译诸经，闻颇有失其意者。然西哲之论孔子，无不推为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中国生民未有之圣人也。夫以孔子之圣，海外犹知敬仰，凡我国人，敢滋异议？然欲尊孔子，重在实行其言。区区九楹，徒为伪饰。矧并此亦成虚语，可不哀哉！日本松平康国云：“儒教衰于中国，而精神反存于日本。”（见所撰《世界近世史·自序》）虽日本儒教之精神尚待讨论，而吾华儒教之衰，其能自解乎？又井上圆了亦谓：“中国孔孟所言，皆道德之旨，中国人未尝不诵读之。但口能言之，而不能见诸躬行，所以衰弱至此。”（今人编辑《伦理学讲义》）此犹药石针砭之语，吾辈闻之能勿汗涔涔下哉？往者泰西耶教，亦尝中衰，马丁路得崛起，而气象用新。我国倘有一热心毅力如路得者，本孔子贵公贵仁之旨，发挥而光大之，俾全国学子蕴为德性，发为事业，则《春秋》所谓太平之世，其有庶几之日矣。茫茫禹域，讵终无其人哉？(www.xing528.com)

（原载《中国学报》第1期，1912年）

江瀚为清末名儒，曾先后讲学于东川书院、致用书院等，又历任清季民初学部官员。《孔学发微》著于清末，连载于《中国学报》（全本刊行于1916年），有呼应复兴儒道之意，而无循循囿孔之嫌。江氏本意在活用孔学，时人误解孔子，乃在不明孔学微言当为时势而有所变通；不离贵公贵仁之旨，躬行于修齐治平，自可得孔学之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