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一国之史学，一国之掌故学

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故既有国则必有先知先觉之圣人出焉，著书立说，以俟百世。圣为天口，贤为天译，演之为宗教，尊之曰圣经，是曰一国之经学。既有国则必有其风俗习惯，治乱兴亡之故，与夫英雄豪杰、忠臣义士、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是曰一国之史学。既有国则其一种人之内，必有心灵秀特之士，各本其术以自鸣，若阴阳名法、儒墨道德，成一家之言者，是曰一国之子学。既有国则必有一部分之师儒，读圣贤之书，守先王之道，以继往开来，明道救世，是曰一国之理学。既有国则必有政治因革损益之事，是曰一国之掌故学。既有国则必有语言文字，以道政事，以达民隐，诗以歌之，辞以文之，是曰一国之文学。是故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学也者，读书以明理，明理以治事，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自一心之微，以至国家之大，皆学也。故不明一国之学，不能治一国之事，乃若有兼通他国之学以辅益自国者，则兼材之能也，国杰之资也。然而不通自国之学，在古不知其历史，在今无以喻其民，在野不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即无以效忠于其子孙。知其历史，熟其遗事，则必以读本国之书，学本国之学为亟。虽然，国学之替也，汉、宋操其矛焉，朱、陆刺其盾焉，丛脞其考据，空疏其性理，藻绘其词章，靡靡乎香草，逐逐乎鞶帨，以云学则非学，以云国则不国。呜呼，非学不国，虽匹夫与有责焉矣。夫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昔孔子入其国而观其教，即以知其国。《诗》曰“观国之光”，又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以云士者，国之桢也”。学者，士之用也，多士力学，以为国桢，岂非国光之可观者乎。

实不敏，龂龂于读书报国，而无忝其为国士者。承诸君子之雅，以相与商量旧学，于荒江寂寞之上，风雨神州，鸡鸣不已。思以松柏之节，伟为国桢，庶几读书申明大义，正气尚存，国光不泯，意在斯乎。

正名

经之名何自始乎？曰：凡一学术，成一宗派，行之社会，而成国教，是曰经。有教主以前之经，有教主以后之经。由前之经，则如孔子未生，天下已有“六经”。《庄子·天运篇》曰：“某以六经干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是为教主以前之旧经，未经教主之删定者也。由后之经，则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然太史公有言：“孔门弟子，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又曰：“世之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则孔子虽不作经，孔子未尝不订经。史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是为教主以后之经，经教主所编订，而用为孔门之课本者也。乃若教主之言行，有纪述以成书者，则亦谓之经，如《孝经》、《论语》是。然而，《孝经》、《论语》之称为经者，乃后人之尊崇教主而然，而在古无是经也，不可名经。故班固序六艺为九种也，于乎经之名不正，于是而有以传为经（《左传》、《公羊》、《穀梁》），以记为经（《小戴礼》），以群书为经（《周官》），以子为经（《孟子》），以释经之书为经（《尔雅》）者，此皆不知经之名实出于国教也。夫中国古代之有“六经”，犹印度之有《四韦驮》，犹太之有《旧约》而已。教为一种人所特有之教，即经为一种人所特有之经。有一国之教，即有一国之经。守教者曰祭司，守经者曰经师，其义一也。

六经皆史

章实斋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定庵曰：“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夫二子之以史称经，可谓知其本矣。经之为物，其始于中古乎。既有天地，即生人类。人类而聚居一处，即有其山川风土，而成一群。群之内必有其文字以记事，积之久而成一书。其始有之数书，大抵以记其种人开辟、迁徙、战争及古来所传闻之遗事而已。故其书每人神并载，政教不分，有英雄传记焉，有酋长号令律例焉，有教主言行焉，有种人旧俗遗语焉，数体相合，而成一书，则尊之曰经。要之，皆其一种人所演之历史也。太史公有言：“载籍极博，学者犹考信于六艺。”六艺者，六经之文，即三皇五帝之书也。六经皆史，岂不信哉！

通今

经者古史，读经者宜以今义通古义，以今制通古制。故经之名物度数、车服宫庙，如明堂、辟雍、郊祀、禘祫，皆当博观其义，而不必拘泥其迹。儒者是古非今，聚讼纷如，甚无谓也。昔孔子论政，皆政之精意。若政之法度，殷辂周冕，未尝多及。故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余闻仁和龚氏有言曰：“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至于夏礼商礼，取识遗忘而已。’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又闻之太仓陆氏之言曰：“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是故读古人之经，贵得古人之意。以古证今，而权以时义，用之则可行，则可谓通经之士矣。

致用

韩子曰：“士不通经，果不足用。”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吾闻两汉经儒，通经皆以致用。西汉诸儒，如以《禹贡》行水，以《洪范》验五行，以《齐诗》测性情，以《春秋》决疑狱，以《礼》定郊禘大典，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东汉郑君，隐修经业，黄巾不入其境。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毋失其素风。此皆行乎经术而能致用者也，汉学之真也。呜呼！古之汉学，岂如今之汉学之丛脞无用者哉？以声音、训诂、名物、考据，而号之曰汉学，此近二百年之学风之所以敝也，非汉学之真也。

师说

古之学者，六艺而已矣。于《易》验消长之机，于《书》察治乱之迹，于《诗》辨邪正之界，于《礼》见圣人行事之大经，于《春秋》见圣人断事之大权。(www.xing528.com)

经明其理，史证其事。知经史，则掌故非胥吏之材。知经史掌故，则性理非迂儒。知经史掌故而又服习性理，则词章非轻薄之文人。《书》与《春秋》，经之史学也；六经之法，掌故之学也；六经之义，性理之学也；六经之文，辞章之学也。《十三经》之文，天地之至文也，其义以文而著，不察其文，则其义亦隐。

北人之经学，守旧而弃新；南人之经学，喜新而得伪。

经学篇第一·习经次序

六经皆先王之旧典，不读经则无以知古代之典章、风俗、学术，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学，故治国学莫先于经。然非通群经，不能通一经；非先通一经，亦无以通群经，则习经之次序宜知也。

孔门之教，雅言先之以《诗》，故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者，风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则可以兴；教以化之，则可以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则可以群；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怀其旧而风上，则可以怨。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无背于君父之大伦，多识鸟兽草木，则博物之材也。此则小学之年，所宜习也。六经之中，《书》多亡而伪乱，《礼》多古制，惟《诗》亡者六篇，且《诗》本性情，则今犹于古。故读经先《诗》，可无误信与泥古之弊矣。《诗序》，学诗之本也。《诗序》传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传，然序之得者为多。毛公经师之祭酒乎，其释《诗》多本于《序》，可谓知《诗》之大义矣。风雨而思君子，乱世不改其度，菁莪而乐育材，忧异类之相加，此《诗序》之明大义也。朱子疑《序》，而赋白鹿洞之诗，则有取乎菁菁者莪序焉，此可见族类之大防，为不可泯矣。《序》曰：“白华，孝子之洁白也。白华废，则廉耻缺矣。”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而中国微矣。”呜呼！廉耻道丧，则国耻日忘，而中国其不国矣。此诗人之所大惧也，学者其可不先志于斯乎。

《诗》义既明，则次宜习《书》。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疏通致远，《书》教也。”《书》教明而后国教可明，国教明而一国之光乃可观矣。夫孔子观其国，而即以知其教，其于何而观之哉？《大传》称：“孔子谓颜渊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形》可以观诫。’”盖七观皆所以观国也。《书》教不明，于是而《书》之失诬。东晋伪古文，乱经而贼道，其诬甚矣。谓《书序》为孔子作，伪古文者，因《序》之疏而益诬焉。然汉学如马、郑，又从《序》之失，不更诬乎。故治《书》首当辩其诬而察之，本蔡氏之意，求汉学之是，诛伪贼之主名，以明《书》教，以光国教，庶几能疏通致远而求之深，则政事之资也。

《书》义既明，则宜习《礼》。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礼》之立身，所以立国也。国无兵不立，兵无《礼》不强。夫兵，军礼也。卫武公之诗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又曰：“用戒戎作，用遏蛮方。”《礼》之能治军也。召穆公之诗曰：“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能治军之必本于《礼》也。学者而欲治军以立国乎？则学《礼》为急矣。《礼》之大义，莫大于时。学《礼》者，捐其器，通其意焉可也。三礼之学，郑君独精。首郑氏而会通诸家，则《礼》之用明矣。

《诗》亡而后《春秋》作，既治《诗》，则《春秋》可得而治矣。《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其于夷夏之防，持之至严，圣人之微意乎？《春秋》凡通仇者，必书大复仇也。何仇乎尔？言乎国之不可使辱也。三传之得于经者为多，然不能无惑焉。学者执经以正传，由传以通经，而《春秋》之微不可知哉？

六经之学，以学《易》为最后。《易》之虚象，皆实义也。群经之实义明，则《易》之虚象可得也。夫《易》广矣大矣，天下万事万物之理，皆不外《易》。终而习焉，则泛应之材也，学至此，可以知四国，御万变矣。《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故《易》之为用，不可执一也。顾氏曰：“不有《程传》，大义何由而明乎？”言程子之能知大义也，《易》首《程传》。汉魏诸家之解，李氏集之，虽或蔽乎，殆裨于经矣。

呜呼！古人读书之法，刚曰治经，柔曰读史。今如其法，志之三年，厉之五年，诸经皆可通习。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今之学者，不耕而食，岂可以优游之岁月，坐待于无年乎？（下略）

（原载《国粹学报》第19、20期，1906年8、9月）

邓实为《国粹学报》主编，为“国学”最有力之倡导者，然邓实所谓之“国学”无出于“经学”范围，其核心即“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选文以正名、通今诸篇为“国学”勘定正源，再以《诗》、《书》、《礼》、《春秋》、《易》顺次研习以指明治“国学”门径，此种由感受入于规范，由鉴史臻于智慧之循序阶次划分，确乎不失为治经学之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