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国学初萌，尊王之义

卷二·国统志二节录

久之，秀忠辞职，子家光为将军。先是，南洋各岛国咸来通商，至是以禁耶稣教故，遂禁吕宋、交趾、占城互市。英吉利、西班牙请互市，皆辞却。终德川氏之世，惟许中国及荷兰通商而已。帝在位十八年（改元二：曰元和，曰宽永）。禅位于皇女兴子内亲王，秀忠女也，是为明正天皇。家光始置大老、小老职，大目附、社寺、奉行等官，营日光庙，颁武家制度十九章，平耶稣教徒乱于天草。帝在位十四年（仍用宽永年号），禅位皇太弟绍仁，是为后光明天皇（后水尾第四子，母壬生院藤原氏）。年十一即位，敕赐宫号于日光庙，每岁纳币，以宗澄亲王为东睿山座主，后皆为例。帝性好学，令儒臣讲程朱新注。及崩，诏废火葬。家光薨，子家纲袭职。帝在位十一年崩（改元三：曰正保，曰庆安，曰承应）。弟良仁立，是为后西院天皇（后水尾第六子，母逢春门院藤原氏）。在位八年（改元三：曰明历，曰万治，曰宽文）。以灾异频仍为失德所致，遂避位于凝花洞。弟识仁立，是为灵元天皇（后水尾第十六子，母新广仪门院藤原氏）。年十岁即位。时宋学大兴，有著论攻驳者禁锢之。立朝仁亲王为皇太子，自后龟山传小松之后，不立东宫者十三世矣。始用元授时历，名贞享历，自用宣明历以来，及今亦殆千年。家纲薨，子纲吉袭职。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三：曰延宝，曰天和，曰贞享）。禅位皇太子朝仁，是为东山天皇（母敬法门院藤原氏）。年十三岁即位。纲吉营孔子庙，用儒臣源光国编《大日本史》，立将军传、家臣传，隐示尊王统、斥武门之意。纲吉薨，子家宣袭职。帝在位二十三年（改元二：曰元禄，曰宝永）。以灾变，自恨菲德，遂禅位皇太子，寻崩。中御门天皇嗣（讳庆仁，母新崇贤门院藤原氏），年十岁。朝鲜聘使至，家宣从儒臣议，答书称德川氏曰日本国王。家宣薨，子家继袭职，年四岁，寻薨，子吉宗袭职。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二：曰正德，曰享保）。禅位皇太子昭仁，是为樱町天皇（母新中和门院藤原氏）。时文学甚盛，萩生茂卿、伊藤维桢各习古学，新井君美、青木敦书首唱荷兰学。吉宗辞职，子家重为将军。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元文，曰宽保，曰延享）。禅位皇太子遐仁，是为桃园天皇（母开明门院藤原氏）。年七岁即位。前将军吉宗薨。吉宗作律九十章颁行；性好学，务勤俭，慎庶狱，举贤良，称中兴良主。丹波人竹内式部以武技出入公卿家，不喜幕政，渐露复古之志。家重逐之，公卿坐是夺官爵者十七人。家重薨，子家治为将军。帝在位十六年崩（改元二：曰宽延，曰宝历）。后樱町天皇嗣（讳智子，樱町第二女，母皇太后青绮门院藤原氏）。处士山县昌贞、藤井右门著论斥幕府，处枭刑。立皇侄英仁亲王为皇太子，遂让位，帝在位八年（改元一：曰明和）。后桃园天皇立（讳英仁，桃园第一子，母恭礼门院藤原氏）。在位八年崩（改元一，曰安永）。无子，光格天皇（讳兼仁，东山帝曾孙，典仁亲王第六子，母盛化门院藤原氏）年九岁即位。家治薨，子家齐继职。俄罗斯乞互市，不许，寻侵掠桦太诸岛，凡八年始息。松前、箱馆皆置奉行以备之。英吉利亦扰长崎，长崎奉行愧恨自杀。帝在位三十七年（改元四：曰天明，曰宽政，曰享和，曰文化）。禅位皇太子，仁孝天皇嗣（讳惠仁，母赠准后东京极院藤原氏）。以家齐为太政大臣。寻辞职，子家庆继职。西洋船扰宝岛，家齐令沿海民曰：“蕃船至则发炮，有贸易者严绝之。”寻锢处士渡边华山等，亦以译述西书被罪也。上皇崩，始复谥法（自宇多帝至此停谥六十世，帝令复之）。颁天保历，在位二十九年崩（改元三：曰文政，曰天保，曰宏化）。先是，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及是蒲生作《山陵志》，赖襄作《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举国益知尊王之义。（自后水尾至此凡十三世，二百三十四年。德川氏威力日盛，列侯慑服，人文蔚起，而帝室垂拱仰成而已。）

卷三十二·学术志一·汉学节录

日本之习汉学，盖自应神时始。时阿直岐自百济来，帝使教太子菟道稚郎子以经典。十五年，又征博士王仁。（帝谓阿直岐曰：“汝国有愈于汝者乎？”曰：“有，王仁者，邦之秀也。”遂征王仁。）仁始赍《论语》十卷、《千文》一卷而来。（应神十五年当晋武帝太康五年。考李暹《千文注》曰“钟繇始作《千文》”，此盖钟氏《千文》也。）至继体七年，百济又遣五经博士段扬尔；十年，复遣汉安茂，于是始传五经。（据《日本记》，以《礼》、《乐》、《书》、《论语》、《孝经》为五经。继体七年，当梁天监十二年，是时始传《书经》，相传日本有逸书者谬矣。日本于孝武、光武时，均通驿使，及魏并封王赐诏。而崇神时，有任那国入贡，垂仁时，有新罗王子归化，当时均不闻赍归汉籍，至君房所赍之书更荒远不可考矣。欧阳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亦儒生好奇想像之辞耳。）然汉籍初来时，仅令王子、大臣受学，第行于官府而已。及通使隋、唐，典章日备，教化益隆。逮夫大宝，益崇斯文，自京师至于邦国，莫不有学。（京师有大学，学有博士。国博士每国一人，学生大国五十人，上国四十人，中国三十人，下国二十人。自神龟以降，令博士兼三四国。）学必藏经典，（神护景云三年，太宰府言：“此府为天下一大都会，其学徒稍众，而府中惟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志在涉猎，道尚不广，伏请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知五经等籍，国学皆藏之也。）才必为贡人。其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之七经，（七经皆立之学官，《易》立郑康成、王弼注，《书》立孔安国、郑康成注，三礼、《毛诗》立郑康成注，《左传》立服虔、杜预注。《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而《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孝经》立孔安国、郑康成注，《论语》立郑康成、何晏注。宝字元年，特敕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若有不孝不顺者配诸陆奥、出羽。贞观二年，敕《孝经》用明皇御注。敕曰：“大唐开元十年撰御注《孝经》，作新疏三卷。考世传郑注，比之他经，义理殊非。又稽之郑《志》，康成不注《孝经》。安国之本，梁乱而亡。今之所传，出自刘炫，事义纷荟，诵习尤难。故玄宗为之训注，冀阐微言，乃敕学士佥议可否。硕德儒林咸共嗟伏，应自今立诸学官。”考日本唯《公》、《穀》二传不列于学，后有遣唐使直讲博士伊与部家守传二传以归，于是家守初讲三传，然未建以为例。延历十七年，式部省奏：“窃检唐令《易》、《书》、《诗》、三礼、三传，各为一经，今请以二传准小经，永听教授。”诏允之。）此外有算学，（以《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六章》、《缀术》、《三开》、《重差》、《周髀》、《九司》各为一经），有书学（以巧秀为宗，不讲字体），有律学，有音学，（日本之传汉籍，有汉音，有吴音。汉音盖王、段博士之所授者，吴音则传于百济尼法，明初来，对马以吴音诵经，故吴音又呼为对马读。有唐人袁晋卿者，于天平七年从遣唐使来归，通《尔雅》、《文选》音，因授大学音博士。延历十年，诏令明经之徒习音。十七年，又诏诸读书一用汉音，勿用吴音。）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其养之之法，于大学置劝学田数百町，以资费用；于大炊寮每日给百度饭一石五斗，以赏其劳。其取之之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谓汉直、河内、文首各姓之类，汉直之先为阿知使主，文首之先为王仁，皆出刘汉之后。累世继业，或为史官，或为博士，因赐之姓，总谓之史部。史部所居在帝城左右，故曰东西。）以补于式部，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以补于国司。国司既试，则随朝集使造于官，至则引见于办官，并付式部试，而得第则叙官。而朝廷之上，自帝王以至公卿，皆喜为诗文，以相提倡。文武帝尝谒学行释奠礼，清和帝并诏修释奠式于五畿七道，以示尊崇圣教之意。（大学、国学皆以岁时祀先圣孔子，初称孔宣父，神护景云二年亦谥曰文宣王。大学配以先师为颜渊，从祀者九座，则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也。国学专祀先圣、先师，惟太宰府学三座为先圣、先师、闵子骞。）所有典章制度一仿唐制，而遣唐学生所得学术归辄以教人，以故人材蔚起，延喜、天历之间，彬彬乎称极盛焉。王纲解纽，学校渐废，及保、元以降，区宇云扰，士大夫皆从事金革。源、平迭起，互争雄霸，一切以武断为治，无暇文字。惟足利氏尝建一校，汇藏古书而已（世所谓足利学校是也）。尔时惟缁流略习文字，国家有典章词令皆命僧徒充其役，斯文一线之传仅赖浮屠氏得不坠地者三百余年。逮德川氏兴，投戈讲艺，专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于是崇儒重道，首拔林忠于布衣，命之起朝仪，定律令。（忠出藤原肃之门。时尚未有讲宋学者。忠年十八，遂聚徒讲朱注于西京，博士舟桥秀贤曰：“自古无敕许不得讲书，朝绅犹然，况处士抗颜讲新说乎？”议欲逐之。家康闻之曰：“林某可谓特达之识。”遂召见，被宠遇。）俾世司学事，为国祭酒。及其孙信笃，遂变僧服种发，称大学头，而儒教日尊。（先是，文艺之事一归于僧徒，藤原肃始倡程、朱学，然初亦为僧。及林信胜出，有僧人知其聪颖，强其父命之剃度，信胜坚执不可。德川氏既定国，儒者乃别立名目，然犹指为制外之徒，秃其颅不列于士林。信笃慨然以谓：“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为制外，可谓敝俗。”乃请于德川常宪，始许种发。此元禄四年正月十四日事也。）幕府既崇儒术，首建先圣祠于江户，德川常宪自书“大成殿”字于上，鸟革翚飞，轮奂俱美。诸藩闻风仿效，各建学校。由是人人知儒术之贵，争自濯磨，文治之隆，远越前古。

卷三十三·学术志二·文学节录(www.xing528.com)

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借汉字之音而填以国语，如《古万叶集》所载和歌，悉以汉字填之，既开后来用音不用义之法。然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管弦。若稗官小说，如古之《荣华物语》、《源语》、《势语》之类，已传播众口，而小说家簧鼓其说，更设为神仙佛鬼奇诞之辞，狐犬物异怪异之辞，男女思恋媟亵之辞，以耸人耳目。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以述往迹，纪异闻。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更借此伊吕波四十七字，以张皇幽渺，眩惑庸众焉。其字体如春蚓秋蛇，纷纭蟠结，不习者未易骤识。读书人或鄙为俚俗，斥为谚文，然而人人习用，数岁小儿学语之后，能读假字即能看小说、作家书，甚便也。

（原载黄遵宪《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

黄遵宪编纂《日本国志》起笔于1879年前后，完成于1887年，1890年初刊于羊城富文斋。据此推算，著中所述“国学”一语，如“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五经等籍，国学皆藏之也”，“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当为现今之所谓“国学”概念最早之出处。当然，黄遵宪所称之“国学”尚有“学馆”与“学术”混用之迹象，但此一文献已可证明，一则晚清学人所倡“国学”确与日本明治前后之“国学”思潮有关；二则日本学人之所谓“国学”也确有以“国语”确立本国自身学术之意。而日本之“国学”思想趋向与汉学及清季“国粹”一说究有何种内在联系，尚有待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