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1930年7月7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 《县组织法》，县政府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并依事务繁简，设置一科或二科，各科设置科长一人，科员二人或四人。县政府之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各局，各局设局长一人，统理事务。县政府之职权，为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在不抵触中央及省法令范围内，得发布县令，并得制定县单行规则。重要县政事项，由县政府之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等合组县政会议议决，开会时由县长主持。
上述各局尽管是县政府的下设机关，但和前述省政府的下设各厅一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由此带来了一些弊端，当时学者陈柏心将其总结为三点：（1） 县长的权力不能集中。因为各局局长名义上虽受县长的指挥监督，实际上却由省政府各主管厅直接委任，径受省政府主管各厅的节制，于是县长就失去指挥上的效力，而各局遂形成脱离县府而独立的机关。（2） 各局政出多门。因为各厅对局往往直接行文，于是各局各自为政，县长乃等于虚设。而局与局之间，亦只图个别的发展，缺乏统一的意志，一县工作的中心，因以无从确定。全县县政既不能作通盘的筹划，则重复纷繁等情事，乃事实所不能免。（3） 县行政经费扩张。因为各局分立，规模扩大，往往分科设课，滥置职员，以张皇门面，于是地方经费，仅足养各局的冗官，以致县预算中只有机关费，而无事业费[54]。林纪东也援引当时的当局人士的话说：“如各局局长，多由主管各厅指派，自成系统，自树壁垒，对下则径发局令，对上则径报本厅。县长高临于上，既非自辟之缘属，复多顾虑其职权，自无从充分行使监督指挥之权。即甲局与乙局之间，亦只图个别之发展，缺乏统一之意志，一县之工作中心，殊无从确定。且各局骈立，规模扩张，更不能不分科设课，滥置职员，以张门面，于是地方经费悉拨以养此各局之冗官，尚虞不足，致各县预算中，只有机关费而无事业费之可言。”[55](www.xing528.com)
有鉴于此，蒋介石于1933年1月决定裁局改科。1934年12月，由蒋介石坐镇的南昌行营颁发 《“剿匪” 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规定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等所谓的“剿匪” 各省于3个月内率先施行，用以提高行政效率，节省行政经费，并加强对红军的 “围剿”。做法是将原县政府下设各局撤销，将其职掌分别归并于县政府内设之各科，或另设各科办理。到了1937年6月，又由行政院颁布 《县政府裁局改科暂行规程》，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该规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1） 县政府上行下行文书，概以县政府名义行之。（2） 县政府所属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各局，现经设置者，应实行撤销，将其职掌分别归并于县政府现设之各科，或另设各办理；但在人口众多，事务繁剧之县份，其原已设置之某一局或某数局，如确有保留之必要时，得由各县政府开明理由，呈经省政府核准，并转咨内政部备案后，暂缓裁并。（3） 县政府设秘书一人，必要时得设助理秘书一人或二人，并分设若干科，以数字别之。各科设科长一人，其职掌由省政府按照地方实际需要，妥为分配，并规定各科员额，拟具县政府组织规程，咨送内政部，转呈行政院核定施行。因增科或增设员额所增加之各县行政经费，由省政府分别县份等级，妥拟预算，咨送内政部、财政部审核，转呈行政院核定后，由国库支给之。（4） 县佐治人员，概由县长遴选，呈经省政府依法审查，分别核委或备案。承办教育、建设之佐治人员，非具有各该项专门资格或相当之学识、经验者，不得遴用，此项人员中，并得酌设督学及技士等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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