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救助儿童：公益、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成果

印度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印度文化是以印度教为核心，多种宗教共生共存的多元文化，宗教生活在印度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神圣的位置。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六大宗教都各自教导信众弘扬仁慈和博爱的宗教精神，扶危济困，慷慨捐赠。[2]印度最早的慈善捐助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代，当时的寺庙、修道院、学校、医院、道路、旅行驿站、社区会堂等主要是通过宗教捐赠建成的。印度现代慈善公益的首开先河者是詹姆斯特吉·塔塔——塔塔集团的创始人，印度工业之父，他于1892年创立塔塔基金资助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

印度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对儿童的重视与关爱，印度古代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描述了印度家庭如何渴望得到孩子以及对孩子的热爱，尽管这种热爱有其偏见和局限。[3]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把低种姓贱民誉为“神的孩子”（Child of God），可见“孩子”即儿童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写下无数赞美儿童的真挚感人诗篇，并于1901年创办学校，免费向贫困学子传授知识。印度独立以来，依靠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儿童救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同其他领域的慈善公益活动一样，印度儿童救助工作的主力军也是民间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等非政府组织。

在救助儿童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由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发起的“拯救儿童运动”（Save the Children Movement），他继承了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奋斗目标是坚决反对严重剥削儿童经济利益的现象，他组织和平请愿和示威游行，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儿童正当权利。从1980年起“拯救儿童运动”已经解救了约85213名债役工和童工，使他们重获自由。[4]“拯救儿童运动”不断向南亚及全世界扩展，1989年“南亚童奴问题联盟”（South Asian Coalition on Child Servitude）宣告成立。在萨蒂亚尔希和他领导的社会运动推动下，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第182号公约（Convention No.182）——《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该公约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指导原则。

ICANCL（India Child Abuse，Neglect & Child Labour），是印度另一个反对虐待、忽视儿童以及反童工的组织由印度儿科医学专家斯里瓦斯塔瓦（R N Srivastava）博士于1996年创立。[5]虽然这个组织也是以社会运动的名义注册，并呼吁全社会开展CANCL运动，但他们的运动方式相对温和，不是示威游行和请愿抗议，而是联合印度儿科医生学会，为弱势儿童提供医疗救助。他们动员社会各界专业人士参与志愿服务，建立流浪儿童庇护所、流动医疗救护站等，为流浪儿童和贫民窟中的儿童服务。另一位营养医学女博士拉加万（Raghavan）目睹印度2400万人感染艾滋病的状况，在2000年创建了SAATHII（Solidarity and Action Against the HIV Infection in India）这一抗击艾滋病感染的团结行动组织[6]，它致力于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患儿和艾滋孤儿服务，建立家庭护理中心，向社区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等，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孤儿和流浪儿童梦寐以求的是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能够和兄弟姐妹生活学习在一起，在父母关爱下成长。在印度，就有这样一家同国际SOS儿童村齐名的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组织——旭日关爱慈善公益基金会（Udayan Care Public Charitable Trust），这个机构在抚养孤儿和支持女童读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7]基金会始建于1994年，创始人是绮兰·莫迪（Kiran Modi）博士。1996年基金会在德里开办了第一个收养孤儿的“阳光之家”（Sunshine Homes），如今“阳光之家”已遍布印度各邦，共抚育280多名孤儿。绮兰·莫迪博士首创了导师父母（Mentor Parents）这一概念，从社区中寻找既有爱心、又有知识的中产阶级志愿者，组成一支固定的导师父母团队，负责孩子们的教育。为便于孩子们融入社会，“阳光之家”选址在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孩子们就近到社区最好的学校读书，在社区中建立起儿童福利委员会（Child Welfare Committee），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组织文娱、体育等各类活动，鼓励孩子们发展兴趣爱好，逐渐形成了“旭日关爱”独一无二的LIFE（Living In Family Environment）仿真家庭模式，即生活在家庭环境中，让孤儿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基金会还开发了“阳光优秀女孩”奖学金（Udayan Shalini Fellowship）[8]项目，共资助了4400多名家境贫寒的女孩读大学。基金会创办了社区信息技术和职业培训中心，培训社区青年、妇女电脑技术和职业技能。2015年旭日关爱慈善公益基金会获得了印度政府颁发的“国家儿童福利奖”，也多次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表彰。(www.xing528.com)

相较于数以百万的街头流浪儿童，印度社会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要消除贫困必须普及教育，但流浪儿童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于是非政府组织就把课堂搬到孩子们劳动的地点，因陋就简，开展非正规的流动式教育。开创这一教育模式的是印度著名的蝴蝶组织——建立于1989年的志愿服务组织，[9]它的创始人是前塔塔社会研究院的学者丽塔·派尼克（Rita Panicker）女士。蝴蝶组织在流浪儿童聚集地和他们方便的时间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课程框架是根据正规小学教学大纲并结合流浪儿童的特点编写的。他们也向流浪儿童讲授生活技能课程，训练他们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蝴蝶组织是政府认可的开放式教育机构，儿童可以通过接受这种非正规教育完成国家认可的12项标准，非正规教育圆了不能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孩子的“上学梦”。蝴蝶组织还为流浪儿童提供夜间休息场所，同时办食堂、办广播、办报纸，建立儿童发展银行和儿童权利俱乐部等。仅在德里就建立了20个儿童联系点，志愿者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联系到2000多名流浪儿童。除德里外，蝴蝶组织的工作已经覆盖印度的西孟加拉、喀拉拉、比哈尔、恰尔肯德、奥里萨、拉贾斯坦、马哈拉施特拉、查谟和克什米尔、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十个地区，还透过国际合作项目扩展到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发展中国家。

在通信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利用通信网络资源为弱势儿童服务，在这方面“1098儿童热线”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0]流浪儿童和务工儿童时常被虐待、遭袭击，被痢疾、黄疸病、肺结核和艾滋病侵害。为了帮助这些处于困境的孩子，塔塔社会科学院的杰鲁·比利莫利亚教授（Jeroo Billimoria）在孟买开展儿童热线的实验项目，她首先联络了孟买数百个儿童服务组织，包括24小时提供服务的收容所、可长期住宿的机构，提供法律、健康、心理、教育、职业培训和戒毒等服务；然后说服了孟买和德里电信局开通一个救助孩子的免费电话，即“1098儿童热线”，帮助儿童解决各种问题。这个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逐渐从一个热线服务发展为一个公益基金会——儿童热线一印度基金会。如今“1098儿童热线”已经覆盖了印度近百个城市，并被列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中，在基金会的理事会中有政府官员、卫生官员、铁路官员和警察。这个组织利用现代通信网络和政商学界、社会民间广泛的资源，编织起一个保护儿童的社会协作网络。

印度是一个海外移民大国，有很多印度裔人士在国外商界担任高管。印度的民间公益组织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把筹资触角延伸到海外。CRY就是这样一个“外向型”的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由瑞潘·卡普尔（Rippan Kapur）创建于1979年，目前它已经成功地在美国、英国设立了分支机构。[11]CRY是“儿童权利和您”（Child Rights and You）的首字母，它让人自然联想到弱势儿童在悲惨境况下的求助呼号，以此呼唤每一位有同情心的人参与儿童权利保护。为了弥补官方儿童数据公布不全的缺憾，他们在网上发布“印度贫困儿童统计”（Statistics on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India），创办儿童数据资料图书馆，发布保护儿童权利宣言。他们在德里、孟买、金奈、普纳、班加罗尔、加尔各答、海得拉巴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组织各种保护儿童权益的活动，他们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海外，500多家NGO（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动员了印度国内外共计15万名个人以及1万个组织机构的捐助和热心参与。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印度救助儿童民间组织的几个剪影，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全国至少有200万个非政府组织在运作，其中多少组织在从事救助儿童工作，我们还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据印度抗击艾滋病感染团结与行动组织报告，至少有470个非政府组织从事救治患病的弱势儿童的工作，其中至少有30个组织直接为艾滋患儿和艾滋孤儿服务。正是这些社会工作者们工作在边远农村、城市贫民窟、铁路沿线……救助无依无靠的处于困境中的儿童，他们以无私的奉献，维护了印度社会的和谐稳定，支撑了印度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