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又一次从法国看完音乐剧回来，这次我带回了《巴黎圣母院》音乐剧的录像带，那天和三宝一起吃饭，我们就边放录像带边吃，他“咔”咬了口香肠后，还没等嚼呢，电视里音乐响起，他一下子就傻掉了。这口香肠就这样在嘴里含了三个小时，看完时，他已经泪流满面了。我说：“宝，如果我们找到投资的话，就用这个团队来做。”《巴黎圣母院》团队的作曲是理查德·柯强特（Richard Cocciante），在越南出生，爸爸是法国人，妈妈是意大利人，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传统和东方很有渊源。他在法国生活了12年，骨子里自然有了东方的色彩，比如艺术中凄美的感觉。舞蹈编导马尔提诺·米勒（Martino Muller）是瑞士的国宝级舞者，他本人又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了很多年，还教过滑冰很多年。《巴黎圣母院》中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不像美国的音乐剧已经完全商业化、产业化运作，尽管精致但总显得“浅”了，可以说《巴黎圣母院》对我接下来的创作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白蛇传》首演那天晚上的庆功宴上，我和三宝说：“宝，我又有一个创意。”三宝问我是什么创意。我说：“蝶，Butterfly。”当时三宝就说：“这个厉害！”也正是这次一拍即合，让我们的团队在《白蛇传》刚开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音乐剧《蝶》。1997年到2007年，整整十年间，我和三宝为了找《蝶》的投资人不知喝了多少酒，然后在作品上也不停探讨。剧本上，三宝介绍了关山，这本子在关山手里写了八年。孕育《蝶》的十年中，我和三宝就跟祥林嫂似的，拿着剧本，拿着画册，给人去说去看，这个过程很艰难，既不想在内容上妥协，又要说服投资人给钱。直到2003年，机会出现了。
李盾与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作曲理查德·柯强特（Richard Cocciante）合影
理查德·柯强特（Richard Cocciante）近照
《巴黎圣母院》编舞马尔提诺·米勒（Martino Muller）
《蝶》作曲三宝
《蝶》编剧关山
2003年发生了很多事，2003年4月1日，《猫》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我和《白蛇传》剧组的成员在那里观演，中场休息的时候，王姬打电话来说：“盾，张国荣跳楼了。”我当时以为她骗我，脱口而出：“你没跳啊？”她说：“盾，我不跟你开玩笑，这玩笑能开吗？”她让我打电话给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给杨受成、给张国荣的好朋友莫先生。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陈志强，他说“对的”，然后他号啕大哭。打完电话，我也号啕大哭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挺阳光的，还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前几天还在眼前呢，然后跳楼了。那天，后来连《猫》都没看完，我们十五六个人，找了个酒吧喝酒，那大概是我一生中喝酒最多的一次，事实上，在事发前几天，我还在和他讨论《霸王别姬》的音乐剧怎么做，唱段怎么设计，当时是打算把昆曲和京剧融合的，为这件事我还和梅葆玖探讨过很多次。一切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了。
2003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非典”。在“非典”之前，我已经基本完成了《白蛇传》在北京的复刻版，搞定了场地，找到了演员，几千万投下去，终于要上演了，“非典”来了。疫情一来，观众都没了。再之后，我就欠费了。
我们当时的业主是松雷集团，因为八九个月的房租没交，松雷集团的董事长曾庆荣要见我。她说：“你是李盾吧？”我说：“我是。”她说：“这怎么整啊，欠了这么多房租怎么办啊？”我说：“听说你们松雷要做文化。”她说是，我就提出帮他们做文化。后来在我的“循循善诱”下，她对音乐剧有了兴趣。最后，不但房租免了，她还答应打造松雷文化的品牌，以音乐剧为主。松雷集团董事长的出现，不但解决了房租，连投资也一并解决了。有了松雷集团做后盾，我们就开始了鸿篇巨制《蝶》的筹备，这次合作也开启了中国音乐剧一个新的时代。
与松雷集团的董事长曾庆荣的合影
在《蝶》剧本的创作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我在武夷山那边有幢房子，从来没去过，“非典”的时候，我去那里“避难”。当时，刚到武夷山，突然间就有一只蝴蝶落在我肩膀上了。我当时就想，不会是枯叶蝶吧？因为当时在《蝶》较早一版的剧本里，有一个角色叫枯叶蝶，它不是蝶而是蛾，但很想变成蝶，剧本里有七只小蝴蝶，还有一只蛾，蝴蝶妈妈为了照顾蛾，给它做了一双蝴蝶的翅膀，但和其他小姐妹狂欢的时候，翅膀就会掉下来，所以音乐剧里就有一首歌叫《蝴蝶的泪》，是讲枯叶蝶的。
手指轻轻将花瓣揉碎，终于还是残缺的美，
合着露珠，合着我的泪，盛满脆弱的酒杯，
天地间，流星飞个来回，看着它，我夜不能寐，
我宁愿为了你被风吹，那时候我翩翩于飞，
爱人你静静的睡，蝴蝶花独自枯萎，
你醒来发现雨在纷飞，点点都是蝴蝶的泪。
当蝴蝶落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脑袋一麻，觉得会不会是一只枯叶蝶，后来到自然博物馆一看，果不其然是枯叶蝶。
在拍《蝶》的过程当中，蝴蝶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们第一次招演员的时候，当时办招募的排练厅明明在前一天还是密闭的，但那天早晨8点多钟，当我们来到排练厅的时候，居然看到在钢琴的键盘上落着一只蝴蝶，那是一只蓝色的极漂亮的蝴蝶。《蝶》似乎使我们和这种生灵结下了特殊的缘分，有的时候，世间就是这么奇妙。
我记得当年《蝶》招演员的时候是很震撼的。在北京招生时，报名的有好几万人，花了三个月去面试考核，最后第一批定下的演员可能有一百多个，他们进入松雷剧团后，我们找了全球最好的一批老师对他们进行封闭式训练。这些老师来自加拿大、法国、荷兰、英国、日本、美国等，训练内容包括身体表达、发声、片段练习等。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整日整日地练，从晨跑、体能训练，到芭蕾、现代舞，再到小品、台词、唱段……训练那会儿，我还满世界地搜集相关的教材，再把它们一箱一箱扛回来，现在这些教材都捐给了各个音乐院校。对学员来说，最可怕的是每三周就要进行考试，一排老师坐在那儿打分，如果你分不够，就要离开了。
主创在遴选角色演员
排练后的合影
《蝶》制作人李盾与三宝在排练厅
《蝶》制作人李盾和关山在排练厅
与金庸先生见面，请他为《蝶》海报题字
一边，演员的基础训练开始了，另一边，音乐的创作团队也正式进入集中创作期。关山和三宝从骨子里更想做一个东方的音乐剧，但我的定位是做大，要做到国际化。为了这个高远的目标，三宝和关山也很用心，他们和演员团队住一块儿，一住就是三年，当时三宝的小女儿刚刚出生，我们对他见孩子的时间也有规定。我始终相信，当你安逸地活着的时候，当你没有痛苦的时候，一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因为人幸福的时候，是看不到人性光芒的。于是，我就不停给三宝制造“痛苦”，给关山制造压力。后来，把关山都“压迫”进了医院，三宝也是。他写其中一首曲子《心脏》的时候，还打电话给我：“盾，你赶紧叫救护车，我不行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蝶》的音乐完成了。
之后，便是剧本的确定。我记得当时都快要排练了，三宝和关山来找我，说剧本有很多问题，他们就在我面前把有问题的剧本一篇一篇撕下来，当时投资人曾庆荣也在，眼见着剧本都快撕完了，我说：“什么意思呢？”他们说：“你们要重新再写一本。”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演员都招进来了，再重新写剧本，无疑又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对于制作人、投资人来说，这简直是要命！然后我就偷偷请了一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剧本医生，这个剧本医生当时说了一句话：“你要让我改，能演70年，不改能演7场，你要哪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改。后来剧本改好了，已经到我手里翻译好了，我不敢给关山和三宝，怕他们又说不好。后来还是在去巴黎参加创作会议的路上，我在飞机已经飞了一半行程时，才把改好的剧本拿了出来。
到了巴黎之后，创作团队第一次面对面开会，然后第一天就吵得天翻地覆。编舞、导演、英国的一个执行导演、剧本医生，他们听了音乐都很喜欢，也很激动。三宝和关山在飞机上看完改好的剧本后，也没做太多评价，我也故意回避，但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到了创作会议上，多方的分歧还是暴露了出来。第一天会开到一半的时候，关山还是三宝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做一个东方的音乐剧。”这句话触怒了当时任总导演的吉勒·马呜（Gilles Maheau），他是《巴黎圣母院》和太阳马戏团的导演，在欧洲负有盛名。他说：“我做了半辈子戏剧，我都是站在世界中心讲故事，我不分东南西北的。你说要做一个东方的剧，我听不懂，因为我们的作品是给全人类的。”
《蝶》主创会议
总导演吉勒·马呜（Gilles Maheau）
剧本医生吉昂·巴尔伯（Jean Barbe）
类似的分歧还有很多，总之就是不停吵，吵架吵到累了，吵到三宝拍桌子了，吵到相互见谁都不理谁了，我就站出来叫停，我说：“咱们走，喝酒去，去吃生蚝，去喝红酒！”后来中间有一周都没有谈任何与音乐剧有关的事情，大家就一起喝酒，我就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彼此接受。
我记得我带关山和三宝去卢浮宫，逛到东方馆的时候，我就跟他俩说：“我们东方也有过独步世界的时刻，独领风骚的时代。敦煌的壁画、大佛像、那么多的中国瓷器尽管是八国联军抢来的，但好歹在美术馆里保存得很好，也让这些东方艺术影响了西方世界。”经过玻璃金字塔时，我又说：“这设计师贝聿铭也是东方人啊。他就能说服欧洲人，把金字塔放到那个地方。”在卢浮宫里，我们三个人都得到了很多启发，所以有时候开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就去看博物馆，或者去看演出、喝酒，回过头来再讨论的时候，大家的观点就改变了。
和三宝在国外看戏的合影，中间是丽娅·萨隆加（Lea Salonga）《西贡小姐》女主角
和《巴黎圣母院》导演吉勒·马呜（Gilles Maheau）、三宝
所以说制作人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有智慧驾驭这些艺术家来共同完成一部作品，你要有智慧解决矛盾。当时在巴黎那些天，我头发都白了，虽然过程撕心裂肺，巴黎行的结果却是好的。经过多次碰撞与磨合，这个国际化的团队渐渐变得合拍。
在对于演员的训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后，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我们留下了50多人，进入《蝶》的正式排练。
舞蹈团队在排练中
编舞马尔提诺·米勒（Martino Muller）指导排练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正是在训练《蝶》演员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完整的音乐剧教育体系。松雷剧团像家庭，像军队，像学校，那时候我们的团队里有最棒的成员，大家不断探讨，探讨如何训练出更棒的演员。
三宝和刘天池在排练中
沙宝亮在排练中
刘岩和林静在排练中
舞蹈总监马尔提诺·米勒（Martino Muller）、连晓凤与剧团的合影
正式排练中争吵和冲突也不断，有一天我们正看排练，三宝突然发话了：“从今天开始停止排练。”这句话对于演员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一年半的努力等于白费，很多演员当场就哭了。当时不只是导演加入了，技术团队也都到了，有太阳马戏团的首席灯光师阿兰·罗尔提（Alain Lortie），音响师粱敬佳、林环，还有保利剧院的董事长任伟。这几十人都在现场的情况下，三宝说了这话。我当时就发火了，我说：“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不能让它有半点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要对得起所有人的付出，特别是要对得起松雷集团董事长曾庆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目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吵，但是结局都是愉快的，大家说到底都是为了剧目做得更好，也正是这一次次的针锋相对和互相理解，更加坚定了所有人的信心。
音响师粱敬佳、林环
舞美设计苗培如(www.xing528.com)
负责《蝶》舞台设计的是中国最好的舞美设计之一苗培如先生。他的《蝶》舞美设计第一稿就被我撕掉了，那可是苗先生手绘的，我记得当时苗培如先生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说：“我这个图都是要进博物馆的，你给我撕了。”我们一起探讨《蝶》的舞台场景设计，实际上《蝶》的故事发生在世界的尽头，是一个仅能用想象勾勒的空间，那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空间。苗先生的第一稿我个人认为并不符合这一设定，我就把图纸撕了，后来又设计了很多稿，终于达到了满意的效果——一个大的立体的旋转舞台，然后再加上LED、威亚，整体呈现非常棒。
除了舞台设计，《蝶》的logo的设计也是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修改，现在《蝶》的一个红色蓝色的logo是由几万只蝴蝶组成的，从视觉上来看，每只蝴蝶都能飞出来，这个图像的设计和多媒体合成是花费了大量工作做的，当时负责视觉系统设计的是奥立佛（Olivier Goulet），当时才23岁，是个瘦瘦小小的加拿大人，他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多媒体设计者之一，包括《阿凡达》在内的很多顶级演出的效果都是他做的。
舞美设计图
舞美设计图
舞台实际效果
舞台实际效果
多媒体设计奥立佛 ·古力特（Olivier Goulet）
《蝶》第一版logo
《蝶》海报2
《蝶》海报3
《蝶》海报4
当时“折磨”完苗培如先生，我又折磨了一个人——韩春启，他在中国服装界是绝对的大咖，各大晚会服装设计都是找他。《蝶》的服装设计，我也几乎是参与到了各个环节，我们当时先是一起去了镇江的服装制作基地，在仓库里选择面料，后来又一起讨论图案，再到各种各样的设计。我还参与了他电脑作图的环节，还到舞蹈学院他的工作室跟他一起工作。现在再看《蝶》的服装，还是感到很经典的，只有经过反复斟酌，用心、用智慧投入，才能做出不被时代淘汰的作品，这是不变的真理。
服装总设计韩春启
《蝶》服装设计图
《蝶》服装设计图
我制作出的每个作品几乎都扒了我一层皮，每个作品都要了我一次命，但这是我的选择。我认为要想做出一个好东西来，不点燃自我，是不可能有璀璨的结果的。
《蝶》的排练期间，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些生活上的变故，我的母亲因病去世了。我母亲最后是因为癌症病重离世的，她得癌症的六年，一直在承受放疗、化疗，很痛苦，而我虽然给她找了最好的医生和医院，陪伴她的时间却很有限。
母亲之前一直是在北京的医院住院，最后一次入院前我大概知道可能不太乐观，就联系了某医院的妇产科，想着这是代表新生的地方，想让她离死亡远一些。她当时已经病重了，但为了安慰我还唱着歌，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母亲也是能歌善舞的，年轻的时候演歌剧、舞剧，能唱、能跳、能写，很有才华。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让她坚持，要坚持到《蝶》的首演。但即便这样鼓励，我还是担心，怕她坚持不到《蝶》首演那天，后来我就把演员都叫到医院去，唱给她听。母亲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因为癌症已经扩散，就从了她的意思不再治疗，为了不让她太痛苦，就安了个装止痛剂的泵，泵的开关在她手上，只要痛了，就按这个泵。
在母亲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我还去医院给她擦身、梳头、用热毛巾擦手、梳头，她就躺在病床上，我们面对面坐着，我记得我看到她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她把手慢慢拿上来，把眼角擦了一擦，然后慢慢地把双手放在胸前。我就用热毛巾放她脸上给她温一下，她说：“你去吧，你没什么事就不要来了。”当时在医院里陪着的还有好些亲戚，包括我嫂子。我嫂子后来跟我说：“你妈妈让你一定要生个孩子，要有个后代，不能老忙事业，没有孩子。”听说，她在医院的最后那段时光，见人就说要让我有孩子这事儿，还让我要脾气好一点。尽管这些话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她真心想嘱咐我的，实际上她在用她的方式向我告别。
母亲走的前一晚，我是有预兆的，那个晚上我没怎么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蝶》在排练厅的最后一次合成。我正开车往排练厅赶，医院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我到的时候，所有仪器上的数据都走直线了，医生告诉我说：“你喊妈妈，妈妈能听见。”我很想喊，可是喊不出声，我只能极力控制我的情绪的同时小声呼唤妈妈。后来他们讲，那个波是有变化的，妈妈能听见的，能感觉到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的母亲，而仅有的一次，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拥抱。我不知道抱了她多久，然后他们把我拉开，要给母亲穿衣服，我就冲到医院的楼顶上嚎叫了几声。后来有人把我搀回了医院的楼道里，母亲的衣服穿好了，我将她推到了太平间。
送走母亲，我回到了松雷公司，和杨小勇谈演出合同，一进门他就问我脸色怎么不好，我说没事，可能上楼急了。但忍了10来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情绪一下子爆发了。后来杨小勇跟我回忆，当时他吓坏了，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让其他人转告我，合同他就不谈了，多少钱他都答应。
《蝶》在北京完成最后一次排练后，我们就要去保利在东莞的第一个剧院——玉兰大剧院做合成。那时候东莞玉兰大剧院刚盖好，想让《蝶》去那首演，我去那里考察了一下，是个很棒的剧院，就和东莞政府签了一个合同，共同打造中国第一个音乐剧基地，合同期限为十年。去东莞合成，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当时东莞玉兰大剧院给我们留出三个月用来排练，那个剧院对外租金就是10万一天。音乐剧是一种很综合的演艺形式，因此要分很多种类排练，包括大型的现场乐队，当时现场的收声都是96个通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其他剧组可能二三十个通道就已经很多了。我们第一次去东莞的时候把他们剧院的总经理都吓到了，因为我们带去了18个9.6米的大集装箱，把整个剧院都放满了，舞台也都放满了。
《蝶》的舞台设计是史无前例的精美，因此在执行上也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比如，当时的舞台设计涉及火的使用，因为剧院是不能动用明火的，但我们又坚持要呈现化蝶之火，试验点火的时候，就只能点燃不超过三秒钟，然后用十个灭火器把火灭了。在剧场合成中，还需要一台很大的投影机，当时保利的剧院，有一台38 000多元的投影仪，是演电影用的，一般是放到剧场里面固定使用的，但为了《蝶》的效果，我们后来把它拆了下来，挪了位置。总之，当时剧院方满足了很多苛刻的要求，对我们的工作也都全力支持，这对于制作人来说是件很幸福的事。
作曲三宝在指挥《蝶》的交响乐队排练
《蝶》在东莞排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发现场子里有个戴着帽子的姑娘，我就问了三宝，三宝说那是谭维维，也想演。当时她已经参加过“超级女生”出道了，还一直在侧幕跟着唱合唱，跟了好长时间，还学歌学表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演了浪花，最后演上了祝英台。
演员团队里还有一个小伙梁卿，也是很有意思。他现在已经是很好的制作人了，在浙江从事音乐剧教育。当时他刚从乌克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然后通过网络找到我了，我们第一次通话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聊各种唱法，因为他是男的花腔，又是男中音，我纳闷花腔和男中音怎么放在一起，他就在电话那头给我唱，后来他说他很想来演，他就接下了剧中“老爹”的角色。我们的主观感觉中他本人肯定是很爷们的、壮壮的形象，但那天我们在后台演职人员出入口看到远处“飘”过来一个人，穿着小花裤衩、花背心，白白净净、面条似的，这个人就是梁卿。我跟三宝介绍他，说这是准备演“老爹”的，三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后来梁卿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老爹”。
谭维维饰演祝英台
梁卿饰演老爹
在《蝶》的团队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人才，而《蝶》经过漫长的酝酿，也终于迎来了首演的那天。《蝶》的试演是在东莞的玉兰大剧院，首演是在北京的保利剧院，男女主角分别是沙宝亮和林静。首演当天，我请了2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大使夫人、文化参赞，很多领导、各界名流也都去了，包括演艺圈里大家比较熟悉的毛阿敏、刘欢、孙楠等。演出结束后，我请了一大桌朋友谈对于这部作品的想法，那一桌能坐18个人，都是各个领域里的专家，有艺术家，有清华北大的教授，有院士，他们每个人看剧的感想和表达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像钻石一样，有很多切面，每个切面看到的光芒是不一样的。
当然《蝶》不仅仅是一部好的作品，我认为它对于我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是东方的东西，却已经完成了一次东西文化的对撞和融合。中华文明要在世界上更好地闪耀光辉，我们就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而音乐剧是很重要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是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的，这种表达，是全世界的人都能理解的。
《蝶》首演谢幕
左为林静，中为三宝，右为沙宝亮
《蝶》全体演职人员和松雷集团董事长合影
《蝶》获得第十三届文华大奖特别奖
《蝶》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巡演后，剧团又收到了韩国第二届大邱国际音乐剧节的邀请，去韩国演出。参加这个音乐剧节的人除了我们，还有18个国家的业内人士。《蝶》在韩国首演那天，我真的是很紧张的，一直发抖，这个发抖里大概也有激动的成分，那么多年的准备，中国音乐剧终于要在这个舞台上走向世界。那天的我坐立不安，一直哆嗦，腿也不受控，手也不受控，一直在抖、出汗，浑身发冷。最后，我默默在一楼找到个最不起眼的角落，躲了起来。灯暗了，音乐一起，就开始演了，幕间休息我也不敢出去，因为场内鸦雀无声。
当第二幕演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底下哭声一片，到《心脏》的时候就止不住了，全体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包括那些制作人。但是我只听到声音，心里还是没底。直到整个演出结束之后，好几秒钟的时间，整个场子还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心想：我的末日到了，我觉得我的血液从脚跟底下流走了，人空了。突然间，观众起立，爆发出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热烈掌声。我的血液这才流回来，我不停抖动的身体这才站住。掌声响起，又听到大家起立，我擦擦满脸的虚汗，整理了下我飘逸的长发，就走去人最多的地儿——前厅去了。当时，这场演出是很轰动的，《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去了，还用大半版刊载了报道《感动后的尊重》。《蝶》拿了那次音乐剧节所有的大奖，来自18个国家的制作人一一跟我拥抱、与我交流。
后来，《蝶》的整个团队又应邀在韩国巡演，我们去了一次世宗会馆。在有3 800个观众席的大剧院，我们三天演了五场，场场爆满，轰动了韩国的音乐剧界。至此，十年化茧的《蝶》终于绽放出了它的光芒，不仅感动了中国的观众，也将中国原创音乐剧带到了世界上，将中国故事带给了全世界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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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演员签名会上饰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刘岩、丁子玲
散场后排队等待演员签名的观众
谢幕后韩国观众在剧院前厅排长队请演员在海报上签名
松雷集团董事长与韩国制作人合影
中韩合作方在演出前的冷餐会合影
韩国演出庆功会上，全体领导上台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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