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在深圳的那段日子。在深圳的一次次演出准备中,我慢慢锻炼了导演的思维,审美也开始悄然转变:从高雅走向草根,再从草根回归高雅,这个循环的过程很有意思。选音乐、剪辑音乐、裁剪服装、告诉裁缝怎么做以及用什么色彩做衣服、选节目、优化节目、把世界名曲改编成现代舞音乐、根据港台歌曲编歌伴舞,我曾很享受地投入到上述这些锻炼中,这段经历也对我今天能够成为制作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宁波
摄于深圳歌舞厅
我记得我的恩师吕艺生说过:“盾啊,是个奇迹,在他身上,不是所谓的体系的东西,他自认为他是野生的,也正因为他是野生的,他才能成为这么优秀的制作人。”
迟子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是谁扼杀了哀愁》。我认为,她写得很对,没有苦难就没有思考。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他的思想是很重要的,灵魂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是苦难。很多时候,只有经历了威胁到生存的苦难,才会让你有所思考。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成为音乐剧制作人,都要感谢我在深圳的那段“野生”发展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断练习,不断突破,也渐渐具备了一些制作音乐剧所必需的素质。
首先是把握节奏的能力。我在深圳的那段日子,几乎每天都在创新,这创新说到底是为了跟上时代的节奏。我经常跟我的音乐剧团队说,没有节奏,就不是音乐剧了。其实不止音乐剧,把握节奏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至关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流行的东西、最新鲜的东西,都是从日本、美国、英国传到中国香港,再从香港传到深圳,在深圳经过整合之后,再到其他内地城市,包括毒药乐队(Poison)那些老歌,都是这么来的。因此,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和流行舞蹈,实际上就是从深圳开始,揭开了最辉煌的时代幕布。而我恰好很幸运地在那时的深圳。
当时我在深圳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是,早上九点到九点半在香港的频道有一个《劲歌劲舞》节目,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等的歌都通过这个频道传播,我每天去炒更之前就打开录像机,设置九点到九点半自动录像。每天下班之后、炒更回来后,我就开始“扒”带子,也就是把这些录像带里的新东西扒出来,从音乐到舞蹈、服装,全都扒下来,然后学习。“扒”完之后,差不多天已经亮了,大概是早上五六点的样子,然后我就睡下,睡到下午一点多钟,起来吃个早饭,就开始排练了。有的时候是在谁家里练,有的时候直接到歌舞厅排练,总之,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我们就每天排练。这种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工作状态,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这种工作节奏和模式,已经成了我养成的习惯。
与赵其(左一)和武术冠军林强(右二)的合影
与拳王邱建国(左一)和邱建国夫人(右一)的合影
在内,控制好自己努力向前的节奏;在外,把握并跟上时代的节奏。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成为制作人,正是因为做到了这点:我每天有新的东西,我每天都在和全世界对话。
其次是转换审美的能力。在炒更演出的排练中,不仅要顾全从动作设计到具体呈现的每个细节,要注意把控总体时间,也需要协调不同成员间的配合,为了更好的效果,甚至还要考虑音响、灯光、色温等舞台细节。因此这一次次排练不仅锻炼了我的导演能力和制作能力,也让我在审美方面有了积累。这积累中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完成审美的转换。(www.xing528.com)
从加拿大到深圳,我审美的转换可以概括为:向更接地气的方向转换,向更精准的方向转换,向更具体的方向转换。这种转换的实现,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模仿。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描红阶段,比如,觉得迈克尔·杰克逊的军装好,就画下来,然后做一套很帅的衣服;觉得他的音乐好,“扒”下来,觉得他的舞蹈好,还是“扒”下来。就是这种“扒”的过程,至少持续了五年。
后来渐渐地,歌舞厅朝着夜总会的方向转变。歌舞厅就是底下吃饭,台上跳舞,艺人不能太多,只能有简单的歌舞。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舞团,而且是质量很高的舞团。舞团里都是总政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院附中、辽宁省艺术学校、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等毕业的十几岁的孩子,我们就开始编排各种流行舞。再之后,演唱会的形式开始出现,“四大天王”、童安格、万梓良、恬妞等港台地区明星几乎都是从深圳进入内地市场的,这也让深圳成为内地流行音乐大本营,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批极好的舞者、歌手和乐队。这一切也让我的审美悄然转换到第二阶段。
当时我的团队里有陈汝佳、黄格选、毛宁、戴军、汪正正、陈明,做出一定规模后,我开始接演唱会生意。那时候没有卡拉OK包房,整个歌舞场所就是一个大的空间,一个舞蹈团将近40人,一个乐队差不多十六七人,大家都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演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各种角儿就在那里演出,每场演出的收入都是上百万的。当时活跃的编舞有现在北京舞蹈学院的高度,有给张学友编舞的朱永龙,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舞蹈编导,曾在欧洲学习了很多关于爵士舞、现代舞、踢踏舞的内容,然后就在这个舞台上开始尝试融合——东西方舞蹈文化间的转换便在这里开始酝酿,审美的转换也在这些音乐人的一次次吸收和再创作中渐渐实现。
陈汝佳
黄格选
毛宁
戴军
汪正正
摄于黑龙江大学
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炒更”尽管是个广东话里的词汇,但它还有个更常见的说法叫“走穴”。作为一种歌舞伴宴形式,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比如丽都红磨坊,这也是音乐剧最初的形式。因此,我无意中就拥有了很多与音乐剧制作相关的经历和宝贵经验。那个时候的我拥有最好的演员资源,就像是一个大厨拥有最好的食材能让你尽情地烹饪。好的原材料,好的空气,好的氛围,然后可以让我自由发挥,简直是太过瘾了。
最后是社交能力。我的父亲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儿子,你永远记住,你要是艺术家,首先要成为外交家。”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因为作为音乐剧制作人必须要能和各色人打交道,而我的社交能力,最初就是在跑场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后来又在我的夜总会业务中有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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