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及支付法》是管制所有联邦德国对外贸易活动 (包括出口)的法律。因此，除了那些受《战争武器控制法》管制的战争武器外，其他的双用途物项和军备商品的出口都要遵守《对外贸易及支付法》的相关出口规定。关于这些出口限制的细节以及在具体实践中的处理由《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管制。《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也包括那些出口需要许可的物项的清单，该清单由两部分组成。在1989年和1991年联邦政府对它进行了重大修订，扩大了那些出口需要许可的物项清单，将一些军用的非清单物项列入清单中要求执行出口许可要求，并增加了对一些国家出口需要许可的条件。在1990年6月和1992年2月联邦政府两次修订了《对外贸易及支付法》，修复了该法律存在的非法出口漏洞，从而加强了出口控制。
具体说来，《对外贸易及支付法》和《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的修订表现在:向出口清单中加入新的物项，列出在许可决定中需要特别谨慎的国家清单，以及定义许可要求。[21]新的出口清单根据巴黎统筹委员会 (COCOM[22])清单、NSG、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MTCR)、澳大利亚集团清单、欧盟关于化学出口的控制以及国家管制条例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在出口清单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出口控制对象。现在，出口控制对象不只包括商品和“硬件”，也包括“知识”，比如蓝图、专利许可、软件、现场培训和在核商品、导弹和化学物质等敏感领域的一般建议，以及像数据的无形转移，由计算机网络、调制调节器或电传转移，现在与像蓝图那样的有形转移同等对待，即它们的出口必须要有许可，没有许可的转移将受到惩罚。[23]
在旧的《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中，只是根据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要求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出口执行严格的出口控制。而修订后的《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问题国家的出口控制。这些国家的名单在新的H清单[24]中列出。具体包括那些处于地区紧张、存在潜在危险的军备项目、有迹象表示转让的技术将会传往其他国家，拒绝签署NPT以及存在不受安全保障的核活动的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和技术出口只有在领受国接受对所有核活动的全面FSS的情况下才被允许。[25]
尽管出口清单是界定出口限制范围和限制出口的主要工具，但改革考虑到单凭出口清单不可能完全阻止非法出口活动。因此，在1991年3月在对外贸易收支条例中新增加了第5条，即“catch－all”(全方位)条款。这一条款是针对那些非清单物项的出口也可能会用于制造核武器而补充的，根据这一条款，如果有理由/证据认为这些非清单物项是打算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那么对这些物项的出口必须要有政府的许可。(www.xing528.com)
为了促使出口控制执行机构能有效地打击非法出口活动，《对外贸易及支付法》还修订了相关法律程序。在改革前，为了给非法出口者治罪，检察官必须证明联邦共和国的安全或外部利益或国际和平受到了其出口活动的威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往往难以证明。修订后的《对外贸易及支付法》纠正了这一不足。在1990年7月对它的第一次修订中规定，那些可能会危及联邦共和国的外部利益、国际和平或可能极大地威胁联邦共和国外交关系的非法出口活动都是要受到惩处的，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可以定罪，而无需去证明在实际生活中该出口活动是否真的造成了危害。在1992年2月的第二次主要修订中，甚至连这一条件也不需要了。现在，所有在《对外贸易及支付法》下需要许可但实际没有获得许可的出口活动被当成犯罪对待。[26]
此外，改革后的《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还修复了出口控制体系在控制非法的核中间代理和转移贸易上的漏洞。由于核领域劳动分工的高级程度以及那些技术所有者或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的有限性，核材料的中间代理是国际商业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德国出口控制体系在改革前最重要的漏洞就存在于核材料和设备的中间代理上，就像赫普公司 (Hempel)所从事的活动显示的那样。在15年里，赫普公司从各个源头转移了500多吨重水到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根廷。赫普公司的非法出口活动由于转移没有触及德国的领土以及由于目的国不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而没有受到惩罚。联邦政府在1989年2月的《对外贸易及支付条例》的修订中修复了这一漏洞。根据新的第40条，在出口清单中列出的商品的中间代理需要有许可，除非领受国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双向的提升:首先，中间代理要求有许可，即使德国领土没有被触及。其次，所囊括的物项现在也包括出口清单的D和E部分，比如，关于建设化学和生物武器生产设施的商品和技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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