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核政策压力及应对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值国际社会关于NPT谈判的高峰时期，联邦德国在此时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要求其签署和加入NPT。这些外部压力包括苏联一直反对联邦德国拥有甚至是接近核武器，另外，英国和法国也反对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即使是以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方式也不允许。当然，促使联邦德国最终签署NPT的关键因素还是美国的作用。

苏联一直以来激烈反对联邦德国拥有或接近核武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挫败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在NPT的谈判初期试图通过条约的严格规定以防止联邦德国通过北约获得接近核武器的机会。在1964年1月约翰逊总统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控制核武器扩散的新计划时，苏联就提出，如果多边核力量建议增加北约的核武器共享以及甚至可能导致西德控制核武器的话，便不可能就此达成任何协议。^[41]苏联一再声明，华盛顿必须在签订NPT和建立多边核力量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在整个1966年期间，苏联强调指出，任何德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参加”(除磋商性的安排外)，都将妨碍达成一项防核扩散条约。^[42]

在美国和苏联关于NPT的初期谈判中，从1965年8月17日美国在日内瓦首次提出其草案到1967年8月24日美苏提出同一份草案为止，关于可能导致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的北约核共享问题一直是双方斗争的焦点，^[43]这也是美苏两国对于NPT文本草案存在的最大分歧。在美国的条约草案里，成立一个新的拥有独立的使用核武器权利的组织是允许的，只要它没有造成拥有独立的使用核武器权利的国家数目的增加。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英国和法国仍然保留有对多边核力量的使用权的控制，那么建立这样一支北约多边核力量是允许的。但苏联批评美国的这一草案留下了建立多边核力量以及使联邦德国接近核武器的可能，坚持NPT必须不允许任何漏洞或例外。1965年9月2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条约草案。与美国的草案相比，苏联的草案更加严格地禁止有核国向无核国转移核武器。它规定:“有核国承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第三国或国家团体——转移核武器到无核国或无核国团体的拥有或控制之下，以及不要给予这些国家或国家团体参加核武器的所有、控制或使用的权利。并且有核国也不应转移核武器或对核武器的控制或关于它们的部署和使用到军队的单元 (units of the armed forces)或无核国的军事人员手中，即使这些单元或人员是处于军事同盟的指挥之下。”^[4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联的文本中，任何关于北约核共享的安排是不允许的，即使美国宣称有核国将保留对核武器使用的否决权也不例外。

美苏的这两个草案在对建立拥有核武器的多边武装力量算不算“扩散”这个问题上有着截然对立的看法，美国方案允许建立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认为集体拥有核武器并没有构成扩散，只要有核国没有放弃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和能力，以及只要那些拥有独立使用核武器权利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的总数没有增加;而苏联方案则表示反对，认为集体拥有权本身就构成了扩散，而且它还会通过接近核武器来导致更深的扩散，甚至认为无核盟国参与核战略计划的制定也是不允许的。^[45]毫无疑问，苏联关于NPT的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阻止联邦德国取得甚至接近核武器。格雷韦在其书中提到，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利克及其工作人员公开宣称，苏联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得核武器。仅仅出于实际的原因，苏联才选择了现在的这种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形式。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苏联也同意任何其他的形式。^[46]

除了苏联的反对外，联邦德国的欧洲盟国如英国和法国也极力阻止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尤其是法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谈判过程中，法国就提出要禁止联邦德国生产核武器，这也是1954年阿登纳在伦敦—巴黎会议上作出不生产核武器声明的背景。在60年代法国反对多边核力量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防止联邦德国染指核武器。一开始戴高乐曾向阿登纳明确保证他不反对德国参加多边核力量，并在充分了解德国决定参加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情况下于1963年1 月12日签署了《德法友好条约》。然而从1964年6月至12月期间，法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巴黎突然声称，多边核力量将破坏这个条约。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戴高乐总统从容忍转向公开和坚决地谴责这个计划呢?根据联邦德国前外交官威廉·格雷韦的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戴高乐原先把多边核力量计划看作是空想，后来他则担心这一计划当真有实现的希望。^[47]

在1964年7月访问波恩时，戴高乐在德法协商会议上第一次批评多边核力量。1964年10月24日，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在巴黎向德国卡斯滕斯国务秘书表示，法国在1963年之所以没有提出异议，是因为当时这个计划还模糊不清，没有估计到它有实现的可能。1964年11 月3日和5日，德姆维尔和蓬皮杜总理又公开地声明反对多边核力量。^[48]1965年11月，德姆维尔在同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的谈话中透露，法国的政策是反对德国参与任何核事务，特别是反对德国对核武器有任何影响;多边核力量会增强“德国人对核武器的胃口”，德国是一切“不扩散”努力的真正对象，法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对德国人的真实恐惧”。

除了法国的反对外，英国也反对联邦德国通过多边核力量在北约、尤其是在北约的核军事安排中发挥主要作用。一开始，英国对待多边核力量的政策是模糊的，持等待观望的态度，不愿意进入初期的谈判，拒绝在所有准备完成之前承担任何明确的承诺。英国还通过三项基本政策削弱了德国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的目标:首先，英国不愿意为这一新力量支付多于10%的成本，英国也不愿意接受按财政贡献大小来划分代表权的方案，即不同意那种确保德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作法。其次，英国反对任何冲淡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或至少是削弱英美否定权的控制条款。再次，英国反对将任何力量交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 (SACEUR)。1964年10月中旬英国工党的胜利标志着英国对多边核力量态度的完全转变。尽管保守党政府对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评价始终是消极的，但它毕竟还是参加了关于多边核力量的各种谈判。而威尔逊和工党却公开和积极地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工党的左翼是英国政治中最坚定的反德团体;它一直反对将德国手指放在核扳机上并建议在中欧实行“核脱离”(nuclear disengagement)计划。1964年11月23日，威尔逊在下院发表声明:“我们认为一支混合人力的巡洋舰对于西方力量作用不大……它可能会引发联盟力量的消散……并增加与东方达成协议的困难……该舰队是否让德国触及核扳机这一点正是问题所在。”^[49]1964年12月7日，威尔逊在同约翰逊总统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提出了建立大西洋核力量(ANF)的新建议，这一建议在关键性问题上与多边核力量针锋相对，其目的是把准备建立的共同核力量首先建筑在已有的核成分上面，即由英国的V型轰炸机航空部队以及英、法各三至四艘北极星导弹潜艇组成，而真正“多边的”、一体化的因素即混合组成的北极星海上舰队却要减少到一半，最好是完全由一种混合组成的陆基武器体系来代替。所有这一切，都旨在使英国以最低限度的出钱总量达到最大限度的影响权和控制权，而德国的影响却要尽可能地减小。^[50]这是联邦德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在核政策上面临着强大的外部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如果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宣布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权利的话，将会成为苏联及其北约盟国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国际社会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www.xing528.com)

此外，苏联及其欧洲盟国的强烈反对是联邦德国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联邦德国之所以愿意签署NPT、放弃自己发展核武器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影响所致。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看法深深地影响了联邦德国的核政策选择。其中原因不难解释:作为联邦德国最看重的北约盟友，联邦德国对美国存在有极大的依赖性;联邦德国如果不签署NPT，将会破坏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是联邦德国所不想要的结果。而且美国在联邦德国的核政策选择上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采取公开反对、直接施压的做法，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怀柔”的政策和“软推销”(soft－sell)的方式，在NPT的谈判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和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联邦德国提出的种种要求，从而促成了联邦德国的最终签署。

20世纪60年代中期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遇到诸多困难之时，正值美国和苏联开始关于NPT的实质性谈判期间。由于美苏NPT谈判的首要问题就是防止联邦德国拥有或接近核武器，因此它们的谈判也是联邦德国关注的重点。在1965年12月艾哈德总理访问美国期间，他与约翰逊总统的谈话主题就是核共享 (nuclear sharing)。根据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FRUS)，艾哈德在1965年12月20日与约翰逊的谈话中提到，“联邦德国并不打算本国控制或拥有核武器，但希望有一个多边的、一体化的系统”^[51]。艾哈德说他相信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多边系统将会提供一种针对苏联的更大的威慑。艾哈德还给了约翰逊一份具体的核共享计划草案，他解释了这一文件的性质并建议在下一次会晤上进行评论。^[52]而在此后一天的会议上，约翰逊表示，他已详细阅读了该草案并基本同意其观点，他将与威尔逊总统谈论这一问题，并且他认为艾哈德总理也应该单独与威尔逊总统会谈，在那之后他们就能再次碰面详细探讨有关细节。^[53]从这可以看出，此时联邦德国对核共享问题很有兴趣，希望美国在与苏联谈判NPT文本中能保留一种多边核力量选择。由于联邦德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它不能太强烈地反对NPT，因此采取的战略是强调北约核共享问题以弥补在NPT上作出的牺牲和让步。

正是因为联邦德国对待NPT的这种立场，它对美国于1965年8月17日提出的第一份NPT草案表示满意。因为该草案并不禁止北约多边核共享问题。然而由于苏联的强烈反对，美国开始修订其草案，加强了对核扩散和核共享的控制。美国的这一做法引发了联邦德国的不满。1966年2月，艾哈德通过其驻美大使向腊斯克国务卿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担心美国NPT草案的变化“将会减少北约核共享安排的可能性”。他说:“在看了你们政府作出的草案修订之后，有了这样的怀疑，即这一修订会不会限制当前同盟解决核问题的可能性。因此，这一新的措词特别引发了对建立一支欧洲核力量是否可能的问题。”“草案第二条的新措词似乎排除了无核国在有核国原子能军备生产上的合作，因此阻止了那些德国政府不愿意放弃的某些方面。”“总的说来，我们觉得新草案由于复杂的措词而容易造成误解，这样一种可能性可能会有利于苏联破坏大西洋联盟。”^[54]由此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对美国在苏联的压力下对条约作出的修改是不满意的。正因为这样，在此后的美国和苏联就条约文本进行不断谈判和磋商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在其中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67年1月18日，联邦德国驻美大使卡尔·亨里希·卡拉帕斯坦(Karl Heinrich Knappstein)与美国裁军署负责人，也是美国关于NPT谈判的主要负责人福斯特进行了会谈，会谈的主题就是NPT。卡拉帕斯坦向福斯特提出了一系列德国关注的问题，如“苏联是否同意NPT允许同盟国之间进行磋商”以及“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否能继承英国和法国的核遗产”等。对于这些问题福斯特的答案是，我们不能期待苏联对我们作出的解释是多么地赞成或热衷，但是苏联同意那些条约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即条约只处理被禁止的，而不处理被允许的。只要苏联没有专门盯住这些事务，他们就不会提出明显的反对。^[55]

由于美国在NPT谈判过程中适时地考虑到了联邦德国的看法，并极力在不损害与苏联达成妥协的大前提下满足联邦德国的要求，这就为联邦德国接受NPT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联邦德国所关注的NPT是否会影响北约同盟内的核共享安排问题，以及NPT是否会影响北约内核计划小组 (NPG)的工作问题，美国都设法满足了波恩的要求。根据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在1968年3月13日，联邦德国驻美大使向美国提出，要求美国就此问题发布一项正式声明。联邦德国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的采纳。在1968年4月18—19日于海牙举行的核计划小组会议和1968年5月的北约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作出了以下声明:“美国政府认为不扩散条约的生效将不会干预核计划小组的工作。美国政府打算继续积极地推动核计划小组的工作，寻求使北约同盟内无核国伙伴形成和执行北约核计划的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政府也认为不扩散条约将不会阻止与不扩散条约第一、二条款相容的同盟内的核防御安排的进一步发展。”^[56]同样，1968年6月11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给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也提到:“在德国关于不扩散条约的考虑中，他们认为条约一旦签署将会超出北大西洋条约而对德国的安全带来风险。他们担心这会在某一天带走美国的核安全保证而那时他们不能发展有效的替代方式慑止核攻击。几个月以前，他们建议你通过在NPT开放被签署时作出一个恰当的关于美国承诺防御欧洲的声明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腊斯克建议约翰逊总统在签署NPT时重申其对北约的承诺:“在欢迎不扩散条约时，我想重申或再次确认美国仍然完全地承诺执行其在已有的相互安全条约下的义务。这样一个安排为美国和这些条约的其他成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安全措施，它们创造了在一个经常不稳定的世界里的稳定性。”在腊斯克看来，这样一个声明“既能满足德国的要求也与我们自己的利益相容”。“这样的声明将会有助于使德国遵守不扩散条约，它也会确保我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相信条约绝不会影响我们已有的安全安排。”^[57]

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联邦德国还就核磋商安排 (nuclear consultation arrangement)达成一致。1967年11月，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卡斯滕斯向美国副国防部长保罗·亨利·尼兹 (Paul Henry Nitze)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建议:A．增加联邦德国参与北约核计划的形成和审议过程;B．要求在美国总统选择性的投放部署在德国领土上的核武器时通知德国以给德国政府一个表达其观点的机会;C．作出安排使得在命令德国军队选择性地使用核武器时要得到德国政府的确认。^[58]此后两国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和讨论，“美国和联邦德国同意，在美国选择性地投放 (selectively release)来自于德国领土的核武器之前‘彼此直接磋商’;美国承诺，如果联邦德国反对，它将不会进行选择性投放核武器。”^[59]在1968年9月18日约翰逊总统给基辛格的信件中，他“承诺在选择性的使用核武器之前与德国进行磋商”^[60]。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联邦德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NPT的谈判，但联邦德国对NPT谈判的具体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在NPT谈判过程中没有像苏联那样采取强硬的态度向联邦德国施加签署NPT的压力，而是通过适当地满足联邦德国的部分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妥协等“软性施压”的方法，这是后来联邦德国签署NPT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