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研究成果综述

国外学术界自1968年NPT达成以来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NPT的谈判过程及各项条款内容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乔治·菲舍尔 (Georges Fischer)于1970年出版的《不扩散核武器》^[2]和穆罕默德·舍克 (Mohamed I Shaker)于1980年出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起源和执行 (1959—1979)》^[3]。菲舍尔在书中对NPT各项条款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研究。而舍克的研究更为详尽和具体，从20世纪50年代末爱尔兰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不扩散倡议开始，详尽论述了NPT在60年代的谈判过程，更重要的是对NPT每一条款的达成 (包括美苏之间以及有核国与无核国之间的谈判)和修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这是我们了解NPT各项条款来历的最翔实的参考资料。

第二，关于NPT的发展过程即历次审议会议的研究。这是NPT达成后学术界关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研究的重点。根据NPT第Ⅷ条规定，在NPT生效后每隔5年要召开一次审议会议审议和评价各项条款的执行情况，同时更重要的是，在条约生效25年后要举行一次审议暨延长会议来决定条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约翰·辛普森 (John Simpson)在《核不扩散:90年代的日程安排》一书中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核不扩散情况，并阐述了在90年代加强核不扩散机制的选择，特别是如何在1995年后延伸不扩散机制;^[4]哈罗德·穆勒 (Harald Müller)在《核不扩散和全球秩序》一书中介绍了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以及第三次、第四次NPT审议会议的基本情况。^[5]一般来说，NPT历次审议会议前后是学术界对NPT研究进行得最多的时刻。特别是1995年NPT审议暨延长会议前后，不少学者通过研究NPT在历次审议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NPT的未来进行了预测，针对有核国与无核国在核裁军方面出现的重大分歧，提出了如何保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效性的应对方案。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下:乔治·布恩 (George Bunn)的《延长NPT:成员国在1995年面临的法律问题》，此书具体分析了条约第Ⅵ条的意义以及NPT延长和修正等问题;^[6]卡斯林·贝利 (Kathleen C．Bailey)的《加强核不扩散机制》，此书针对NPT在90年代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如何加强NPT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具体方案，并具体分析了NPT涉及的裁军、结束核试验、国际核查以及安全保证等相关问题;^[7]约瑟夫·皮拉特 (Joseph F．Pilat)的《超越1995:NPT的未来》^[8]和《1995:NPT新的开始》^[9]，两本书从不同视角对NPT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1995年后的不扩散机制及NPT的未来进行了探讨。约翰·维兰特 (John B．Rhinelander)的《核十字路口:关于核武器和NPT延长的选择》，此书仔细研究了1995年NPT延长会议上所面临的有核国核裁军问题，提出了通过加强有核国对无核国的核不扩散安全保证以及停止核试验来加强核不扩散机制的建议;^[10]约翰·辛普森的《NPT的未来》，此书对NPT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并就核不扩散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11]

第三，关于各个国家与NPT的关系的研究。这包括各个国家对待NPT和核不扩散机制的看法，分析它们为什么会加入或反对NPT，以及它们的政策或行为给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带来的影响。如约瑟夫·戈尔布莱特 (Jozef Goldblat)在《不扩散:为什么和走向何方》一书中分章论述了中国、法国、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南非等国家的核动机。^[12]米歇尔·瑞斯 (Mitchell Reiss)在《遏制野心:为什么国家限制它们的核能力》一书中探讨了南非、阿根廷、巴西、乌克兰等九个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原因。^[13]坎瓦·玛沃 (Onkar Marwah)分析了印度、伊朗、南非、日本等有能力成为核国家的核态度;^[14]T．V．保罗 (T．V．Paul)在《权力对谨慎:为什么国家放弃核武器》一书中从理论上探讨了有关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并通过对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的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进行佐证。^[15]玛利亚·罗斯特·茹步丽 (Maria Rost Rublee)在《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什么选择核克制》一书中综合了社会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它探讨了这些变量 (指国家看待核武器价值的观念)是如何通过心理机制 (psychologicalmechanisms)影响核武器选择的。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框架在现实世界中的功效，作者将它应用于五个选择退出核军备竞赛的国家——日本、埃及、德国、瑞典和利比亚。^[16]除了这些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就某个国家的核政策或某个地区的核形势进行了专门研究，这其中也涉及NPT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17]

除了这些关于NPT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则从NPT所涉及的某一领域如安全保障、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以及无核国的安全保证问题及全面停止核试验等方面对NPT展开了研究。(www.xing528.com)

国内学者对NPT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研究并不多，除了朱明权教授的《核扩散:危险与防止》^[18]一书系统地对核不扩散机制进行了研究外，其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NPT条约以及核不扩散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如沈丁立教授、田景梅博士等学者分析了当前NPT成员国所存在的分歧和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9]二是对中国、美国、朝鲜、中东国家与NPT及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进行的研究。^[2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关于NPT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著作很多，但大都集中于研究NPT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坚决抵制或违背过NPT的国家的核政策，而对那些像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具有一定的核潜力但又选择放弃了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与NPT关系的研究甚少。其实德国等具有核扩散潜力的国家与NPT的关系也应当是NPT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理解了这些国家对待NPT及核不扩散机制的看法及其核政策，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运行状况，更好地促进核不扩散机制向前发展。在这些具有一定核技术和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国家中，德国与NPT的关系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联邦德国一开始是NPT的“重点防范对象”，NPT的第Ⅰ、Ⅱ条款就是为防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而“量身定做”的，在NPT谈判和生效之初，联邦德国对NPT持批评反对态度，对NPT的遵守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作出的选择，但这种强制遵约逐渐发展成为自主遵约:从一个被迫遵守NPT的批评者，变成一个主动遵守并积极推动NPT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向前发展的支持者。

目前学术界关于德国核政策的专门研究主要体现在凯瑟琳·麦家栋·凯莱赫 (Cartherine Mcardle Kelleher)的《德国和核武器政治》以及杰弗里·鲍特韦尔 (Jeffrey Boutwell)的《德国核困境》这两本书中。凯瑟琳在《德国和核武器政治》一书中详细分析了1945年到1966年期间联邦德国对待核武器的看法及其核政策变化的具体过程。^[21]后者则堪称凯瑟琳一书的“姊妹篇”，在简要分析了德国核困境的演变过程后，具体阐述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北约核政策的态度及联邦德国国内关于核政策的看法。^[22]此外，关于联邦德国与NPT的关系研究还散见于一些研究核不扩散问题的著作中。如乔治·贵斯特(George Quester)在《核扩散政治》一书中分析了联邦德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特别提到联邦德国在1969年11月28日签署NPT是在内外压力下的产物，其中美国的态度对联邦德国的政策选择作用重大。^[23]T．V．保罗在《权力对谨慎:为什么国家放弃核武器》一书中提出，那些在技术上拥有发展核武器能力的中等国家 (如德国)放弃发展核武器是因为背景和情势 (context and situation)的作用。保罗特别认为，除了美国因素影响了联邦德国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外，它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与其敌人和盟友的“不对称安全相互依存”(asymmetrical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也导致了其无核政策的形成。^[24] 乔安希姆·克劳斯(Joachim Krause)在《NPT的未来:德国的视角》一文中分析了联邦德国对待NPT的态度转变问题，但作者并没有对其态度转变的原因进行探讨。^[25]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一个特定的问题 (比如联邦德国的核出口控制政策和实践等方面)来分析联邦德国的核政策。^[26]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部分地触及了联邦德国与NPT的关系问题，但这些研究由于不够集中而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它们要么是集中于某一个具体时期的研究，要么是集中于就某一具体领域比如核出口政策问题的研究，而没有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系统探讨联邦德国对待NPT态度变化的原因，同时国际社会也没有从机制遵约这个角度对NPT和核不扩散机制进行研究。上述原因使得本书根据国际机制的遵约理论来研究德国与NPT的关系这一课题，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