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评析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经济学学者周为民、卢中原1985年在“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的课题中提出来，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题发表于1986年的《经济研究》杂志。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就必须打破旧体制下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并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164]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经济法学者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法原则。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在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经济效率，也曾实行了一系列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法律制度。如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对国有企业进行打破“大而全”的国企转制的改革，国企的效率显明提高，但也出现了大批下岗职工。我国1994年以来建立的以效率为原则的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法律制度，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的“三减二免”的税收优惠措施，为了鼓励对外贸易推行的出口退税制度，都体现了以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的理念，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一项法律制度片面追求效率而忽略了公平，就失去了法的正当性，应该被修正或是废止。如果只考虑效率，就容易犯“唯GDP论”的错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平问题。效率不仅是量的增长，还应包括质的优化，而且要符合公平正义的科学发展观。任何以损害公平为代价而换取的效率都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可否认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了特定的经济目标经济法难免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以效率换公平的模式，但只是权宜之计，不应该作为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
（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法基本原则(www.xing528.com)
西方经济学者罗尔斯、德沃金等为代表的民主自由主义者强调平等，坚持公平优先于效率，而以诺齐克、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坚持效率优先于公平。以上两种主张都把公平理解为平等，把公平与效率片面对立起来，强调要么牺牲效率换取公平，要么牺牲公平换取效率。平均主义表面是平等的，但却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导致效率低下。西方国家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推行的福利政策，强调公平影响了效率出现了经济滞涨。垄断在经济上对个体可能是有效率的，但却抑制了公平的竞争，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阿瑟·奥肯、互瑞昂等认为公平与效率相互依存，不应该把公平理解成平等，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各自的价值，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165]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166]市场竞争与自由、公平、效益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效率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但两者不应该存在先后，应该平衡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而且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167]
首先，公平的制度能激发市场自由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竞争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没有自由就不存在市场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希望通过自由、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竞争提高效率。其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实现公平机制。提高效率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增加社会财富，增强国家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和社会福利的供给能力，有利于建立完善市场机制，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劳动者的待遇，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缓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和配合，降低矛盾的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赢。只有公平对待消费者和劳动者，才可能促进消费，激发劳动者的生产力，也才可能提高效率。经济法通过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168]再者，经济法中的效率是总效率，是社会整体效率的协调平衡的溢出效率。经济法中的效率不仅指经济效率，还包括社会效率。不同于民商法主要强调利润最大化的个体效率，是不同的个体经济效率、总体经济效率，以及社会效率间的协调平衡的结果。例如，不能为了盲目追求GDP而不考虑环境生态的保护。最后，经济法的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协调的合力，不是此消彼长的反作用力，经济法应该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确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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