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权保障意识不强，拘留制度存在缺失

强制措施制度贯穿整个刑事诉讼始终，除了拘留措施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自己实施外，逮捕之后的羁押随着进入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负责。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立法只规定了侦察阶段的羁押期间，对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羁押期限未作规定，这两个阶段的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是一致的。由于被羁押人身份的特殊性和羁押期限的依附性，各个办案机关的羁押理念都存在错误的认识。

首先就拘留期限来说，办案人员总是倾向于将拘留期限进行最大化的利用，一定要等到期限届满时才处理。为何公安机关会有这种办案心理？通过与几名公安干警的交谈得知，其一是因为拘留时间的条件不是很明确，每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之处，另外，绝大多数案件都可以归到流窜作案、结伙作案里头，所以拘留30天的理由很容易满足。其二是案件比较多，将每个案件的拘留周期延长，干警的时间就比较宽裕，能够把案件事实和证据查得更清楚。其三是审批手续简单，拘留完全是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强制措施，包括拘留时间的延长都是公安机关内部审核批准。因为侦查阶段所有的案件材料都是保密的，所以此时的拘留决定没有任何外部监督。“难怪某公安局将常用的办案期间总结为 ‘治安案件215、刑事案件730’ 6个字，侦查人员十分熟悉。”^[20]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同样存在羁押期限最大化利用的倾向，虽然对于申请延期的案件都需要上级机关批准，但是对于 “另有重要罪行的案件” 和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 自发现罪行、查清身份之日才开始计算羁押期限，这个阶段是完全由公安机关自己掌握的。“最大化利用” 的拘留理念反映了我国公安机关人权保障意识还有待加强，同样也映射出我国拘留制度设计中存在的少部分缺失。(www.xing528.com)

相对于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意识，审判阶段对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意识更弱。在一审、二审阶段，羁押是一种自然延续，不需要另行对羁押理由和羁押程序再进行审核，只有解除或变更羁押才属于例外情况。司法实践中，法院无须主动去审查被告人的羁押状态，除非被告人病情严重需要保外就医，法院才会酌定。据统计，法院阶段的超期羁押目前是最严重的，这其中既有办案力量不足、办案压力大的缘故，也有法院羁押理念陈旧、人权保障意识不足的原因。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情况属于办案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还有一些是立法技术造成的漏洞，比如一审转到二审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有时候同在一个市的两个法院之间的案卷移转就要花2个月时间。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但是由于鉴定体制的一些问题，经常需要重复鉴定或多头鉴定。法院内部审批程序复杂，主办人阅卷后开庭，形成审理报告，然后召开合议庭，如果意见不统一要报庭务会，庭务会研究后再上报审委会，审委会研究后如果分歧较大，发回主办人继续调解或二次开庭。这期间单纯排队等待上会的时间就在2个月左右，很多主办人开庭结束后就等着上会讨论研究，等院领导凑齐了才可以召开。为了避免双方家属情绪激动产生新的冲突，法院故意在判决后不宣判，等过一段时间双方当事人气焰平息一些后再宣判。法院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但是严重违背了法院及时审理的原则。另外，考虑到羁押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所以办案人员还抱有一种心理，就是认为看守所和监狱差不多，除了条件差一些，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并无实质差异。总体而言，强化办案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充分认识羁押的意义和功能，区分审前羁押与服刑的本质区别，才能由思想到行动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阶段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