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我国课程发展内在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性: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一种自然生成
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态是,在工业化发展中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社会的不同层次和形态也在发生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向,特别是思想形态上的后现代性已形成一定的理性力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处于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社会,各种形态共存,呈现出了一定的社会趋势的内在紧张。社会发展形态的复杂性加剧,各种工业化、现代化急剧发展导致的弊端越发凸显,并影响着学校教育和学校课程发展。如应对安全问题,企图通过简单的开设安全教育课程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于社会安全并无实质性意义。同时将其单一地归结为教育问题或是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和发展问题也是无意义的。如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开设就业指导课程,从某种程度上能够给学生一定的指导,但是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二)冲突性:传统与现代思维策略选择的冲突(www.xing528.com)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思维、两种文化心理模式的冲突。一方面,落后的社会发展现实促使人们在推进社会建设中迫切追寻西方的以文化理性主义、技术控制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构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人们企图在传统文化理念之下寻求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摆脱长期以来的发展挫败感并进而为现代发展的成功寻找文化之基。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内在紧张反映在课程上,造成了课程发展的内在紧张。
(三)控制性:效益循环增长的社会控制意识思维
马尔库塞说过:“一种恶性循环似乎的确是对一个社会恰当的形象化比喻,这个社会在其所产生、所包含的各种增长着的需要推动下,正在按照其自己预订的方向自我扩张和自我永恒化。”[2]在社会意识控制下,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意义上的行动都不能改变既定的因果关系。效益循环增长的意识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孔中,机制性机构无不凸显出社会控制的意识性思维。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课程发展的层面上,在文化生成和商品化时代,权力在教育领域体现在作为“简单控制”已经不可能,“而应当通过将控制融入工作结构之中来使权力‘隐性化’”[3]。而这种通过“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来将权力意识和官僚形态渗透入社会普遍领域中,反映在课程上,便是控制了课程的形式和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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