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福州、莆田等沿海地区，人们出国为“侨”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尤其是在笔者出生和长大的泉州，海外移民更是为数众多，使“侨”成为当地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笔者的伯伯和父亲也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加入“过番”的大军。伯伯先后去了新加坡和“荷兰地”（注：指荷兰在东南亚占领的殖民地，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父亲也买了一张被称“大字”的出入境证件前往新加坡。他在那里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其间曾到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厂当过工人，见过公司破产重组后的陈嘉庚先生。因此，笔者小时候曾玩过马和狮子的橡胶小玩具，也见过一把带有精致木制刀盒、刀身呈波浪形弯曲的马来刀，它们都是父亲从南洋带回来的。另外，我家的一户邻居也是当时的马来亚归侨。他们是马来亚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因为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者重返新加坡、马来亚的斗争中，点燃轮胎烧了英国人的汽车，就和1万多名与马共有关联的华侨一起，被英国殖民当局驱赶回了国。他们家是归侨和侨眷聚会的场所。笔者小时候经常跟母亲去串门，听到了许多有关南洋的故事。他家那座从马来亚带回来、当时还能准确报时的大座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另两对番客夫妇回国养老后，精心修建的两幢豪华气派大洋楼，在老旧的村庄里显得十分突出和亮眼。
因此，在侨乡出生长大的我，从小就对“过番”的事情耳熟能详，并在头脑中留下不少的认知。“南洋”“番边”“过番”“荷兰地”“星洲”“大字”“番客”“番婆”“番仔”等都是一些从小就很熟悉的词语。[1]长期的耳濡目染，也使笔者对华侨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1985年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到地处侨乡，也是家乡的华侨大学工作，并在入校后学校给的两个工作岗位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侨华人研究所，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92年，我工作调动到福建社会科学院，仍然是到院里的华侨华人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www.xing528.com)
作为归侨子女和专门研究海外中国移民问题的福建学者，我对父辈和许多福建人经历过的那些海外移民历史，具有比较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我立足本地，长期关注和研究海外的福建新、老移民。并且依靠身处这些海外移民家乡的地利之便，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搜集，然后申请了两个相关的研究课题。现在，我就把这些资料和研究心得汇总并撰写出来，形成两本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时间界点的专著：《海外福建新移民研究》 《福建人的海外移民与拓展》，将它们以学术成果的形式呈献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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