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福建新移民链及其作用

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一直停滞于农业社会这个阶段。历代各王朝的统治者，也都秉持“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在这种以耕耘种植为主业的社会里，人民不仅是下田劳作的最主要生产力，而且是国家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所以，我国历代各王朝都反对人民的海外迁徙。即使是在大力鼓励海外贸易的两宋时期和元代，朝廷也都对前往海外贸易的人数进行严格的查验和管制，不许人民趁机搭船移民去海外。设立在各港口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都要在每艘商船进出港口时，派员上船清点和登记船员人数，严令各商船的进出港人数必须相符，以防止它们夹带人口出国。到了明、清两代，朝廷还曾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严厉之时甚至是“片板不许下海”，不准人民前往海外经商，更遑论是移居国外了。为此，朝廷还专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对私自出国者予以严惩，如《大清律》第255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处斩立决。”一旦他们返回祖国，则将遭受地方官府的严厉惩处，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对他们必须是“一经拿获，即行正法”。1749年，移居荷属东印度（注：今印度尼西亚）20多年的福建龙溪（注：后和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县）人陈怡老，携带“番妾子女并番银番货”回国。船到厦门上岸后被官府获知，他立即被抓捕并严加惩处，不仅带回来的银货被没收，还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充军，番妾和子女也被遣送回去。

即使到了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前，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状态的清王朝，在国内由于西方机器工业生产的廉价洋货纷纷涌入，而导致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群体大量破产失业的情况下，对巴西政府多次派遣使节前来，商谈让中国人移民前去进行垦殖之事，仍然秉持着消极应对的态度。致使巴西把目光转向同处远东的日本，并且马上得到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正野心勃勃地向外窥视的日本政府允准。1908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第一船移民从日本的神户港被运载到巴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双方又多次组织了这样的移民活动，把大量的日本人运载去巴西进行农业垦殖。现在，巴西的日本后裔已达100万至150万人。

环视日本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自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对机器工业大生产的巨量原材料需求，以及扩大商品销售市场的强烈愿望，都促使欧洲人把视野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都纷纷通过武力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然后动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和帮助本国人民向那里迁移，进行对外扩张式的大规模殖民。16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向南、北美洲，澳洲等地的大量移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也从此成为一种更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可是在中国，历代各王朝都不允许人民向海外迁移。因此，我国人民的向外移民，就不能像日本和欧洲人那样，是一种由政府或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如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出面，统一组织开展的政府行为和集体行动，而只能是一些由老百姓自发、零散地进行的个人行为。就是说，他们只能依靠父母、配偶和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以及亲戚、朋友、宗亲和乡亲等熟人的引领，采用民间互助的办法走出国门。

福建的许多村庄都是一村一姓，全体村民都是同一肇基始祖衍传下来的子孙后裔。各村庄（宗族）长时间地聚族而居，强化和浓厚了村民（宗亲）思想意识里的血缘和地缘观念。因此，人们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血缘（亲情）和地缘（乡情）关系，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显得更为亲密和牢靠。我们中国人历来所重视的社会关系作用，在这些村庄（宗族）里也变得更为显著，从而为海外移民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在福建各地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助力作用的移民链，就是建立在血缘、地缘观念前提条件之上的一种社会现象。换言之，在那些全村一个姓的单姓村庄里，村民（宗亲）之间既是宗亲，又是乡亲，有些人还结成了姻亲。这种交叉重合、层层叠加的密切社会关系，为移民链提供了一种支撑性的重要保障作用，是移民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必要社会基础。(www.xing528.com)

这条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移民链，附着了许多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其愿望能得以成功实现的东西。对有海外移民意向者而言，这些东西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换言之，那些先行一步走出国门的移民，都会为后来者提供许多向外迁徙所必需的资源和条件：首先是向那些有海外移民意向的人，传递其出国之前就迫切想了解的各种有关信息，如在移居目的地将要从事什么工作，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一周要工作多少天，每个月会有多少的薪资收入，以及实现海外移民的方式和途径（如何去？怎么走？），等等。使他们在还没有动身移民之前，就对与移居目的国相关的各种情况，在头脑中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并对自己未来将如何在国外做工和生活，心里也已经有了底数。其次，那些先前已经出国的移民，还会用自己在国外打工赚下来的积蓄，为后来者提供出国必备条件中最重要的资金帮助，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走出国门。虽然这些借款也是需要支付利息的，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亲友，所以彼此之间借贷款的利息，往往都会比高利贷的低一些。而兄弟姐妹等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借款，则一般是免息提供的。再次，那些新移民到达移居目的地之后，都会被他们的出国引领者接走，并且帮助解决食、宿等问题。前述的那位杨嘉种在菲律宾发迹后，还专门设立一个宽敞的场所，接待刚到那里的泉州南郊亭店村宗亲。除了免费向他们供应食宿外，还给每人发放每月6元的零用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也在新加坡设立同样的接待站，免费为那些初来乍到的客家老乡提供食宿。定居在荷兰安多芬市的连江籍新移民林AW买下一套房子后，那里就成为刚到荷兰的老乡之家。在那些老乡找到工作之前，林AW就为其解决食宿的问题。这些帮助都能使他们日常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从而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比较快地适应和定居下来。最后，那些先前已经出国的移民，都会努力帮后来者解决重要的工作问题：或者安排在自己开办的工厂、企业和店铺里做工，或者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为他们推荐和介绍工作。使这些新来的人能够较快地找到工作，在那里站稳脚跟，也成为新的海外福建移民。

所以，许多福建人的海外移民，都是在先前出国者的帮助下，循着前人的方式和途径完成了移民全过程，最后到达拟定的目的地定居下来，转变身份成为海外新移民中的一员。而那些已成功移民在外的村里人，回国后在老家盖起高楼，乃至豪宅，娶了妻子或儿媳妇，在红、白两事上大操大办，日常生活中也是出手大方，张扬风光地过日子，这些都必然会对众多的宗亲和乡亲，产生很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从而刺激和促使更多的同村人，也随之走上出国移民的道路，逐渐延伸和发展了村里的海外移民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