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产生：血缘、地缘观念对新移民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血缘，是指人们在血统上的因缘关系；而地缘则是指人们在区域地理上的因缘关系，血缘、地缘观念就是产生于这些关系之上的一种思想意识和传统文化。

1. 血缘、地缘观念的产生

我国人民思想意识中的血缘、地缘观念源于农耕文明，是在我国漫漫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一个以农为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国家。中国的农业社会绵延长达数千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久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私有财产。由于人们衣、食等所需的主要生活资料都来源于土地，所以，土地就被他们视为赖以存活的命根子。由此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对土地严重依赖和深切眷念的心理，并由这种心理扩展衍生成一种浓厚的地缘意识。人们不仅对自己所居住和生活的这方土地，而且对附着和生长于这土地之上的一切，包括大山、河流和湖泊，乃至树木、花草等自然界的东西，以及同样居住在这方土地上的邻里乡亲，也都产生了一种难以抹去的深厚情感。

另一方面，土地又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它的不动产属性，使之不能像其他生产资料那样，可以被人们随意进行移动和随身带走。因此，人们一旦拥有一方土地，就只能终其一生地守护着它，并且延及子孙后裔，世世代代地围着它转。这就必然会造成一种结果：人们从肇基始祖到几十代以后的子孙后裔，往往会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同一方土地上生息和繁衍。而人们一代又一代在这方土地上长期居住和生活，又必然会不断加深对它们的感情，从而强化了自己思想意识里的地缘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往往十分留恋自己的家乡，古往今来无数赞美故土、怀念家乡的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感情真实的外在流露。

随着人们几代、几十代，数百、上千年在同一方土地上定居和生息繁衍，必然会产生出庞大的宗族，以及聚族而居的社会现象：整个村庄，甚至周围十几或数十个村庄，几千数万，乃至上十万的村民都是同一个姓氏，并且是同一个肇基始祖繁衍下来的子孙后裔。经过这样长时间的聚族而居，也必然会在当地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最终形成家族制度和人们思想意识里的血缘观念。因为大家既同姓又同宗，血统相同，根脉相连，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人们在心理上互相认同，彼此之间感情亲切，血缘观念也会随之在头脑中根深蒂固。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农业社会里，人们为了开展兴修水利、建桥修路等大型公共工程；或者为了与他姓外族争夺水源、土地和山林等自然资源，往往需要联合整个宗族（村庄），乃至周围同一宗族多个村庄的力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勠力同心，因此，凸显了家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而这种由整个或多个同姓村庄群策群力、共同奋斗的需要，又必然会强化家族制度和人们思想意识里的血缘观念。(www.xing528.com)

总之，经过漫漫几千年农业社会的长时间积淀，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血缘和地缘的观念。而且，时间越往以前推移，人们头脑中的这种观念就越浓厚；越是在农村的传统社会里，这种观念也就越有市场。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往往都比较重视自己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同姓一家亲，骨头断了连着筋”“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强调的是彼此之间那种血脉相连、难以割断的亲缘关系，以及情况紧急时大家齐心协力、拼死相救的可能性，说明了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和重要性。而“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则是人们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发自内心的誊恋，以及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乡亲之间那种存在于心中的由衷情谊，流露出老乡之间源于地缘关系而产生的深切感情。由此可见，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血缘、地缘观念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福建这个人们大多聚族而居、大姓巨族众多的海外移民祖籍地，人们思想意识里的血缘、地缘观念更加浓厚。

2. 血缘、地缘观念对我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血缘、地缘观念是我国漫漫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并且会在其社会活动中外化和显现出来，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也左右了大家的社会关系选择和思想感情取向。在历史上，血缘、地缘观念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小影响。

同治年间发生在杭州府余杭县的清末四大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是地缘观念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东南半壁江山落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之手。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湘军将领，几乎把持了江苏和浙江两省从县至府到省的各级官场。这种情况引起江浙本地士绅，以及曾任同治、光绪两任帝师的翁同龢等朝廷中江浙系官员不满。于是，江浙系和两湖系的官员纷纷以地缘关系为准绳，在这个案件中分别进行了派系的大站队。控制着浙江官场的两湖系官员，尽管大家后来在心里也清楚这是个冤案。可他们却一致认为，这是当地的地方势力和朝廷中江浙系官员串联互动，企图趁此机会把他们赶走的一个阴谋。因此，他们都采取官官相护的态度对待此案。虽然在慈禧太后的多次降旨命令下，该案经过从余杭县到杭州府再到浙江省的多次开庭重审，可他们却一直维持原判，拒不进行纠错和平冤。而江浙系官员则认为这是个大冤案，也是一个敲打和赶走两湖系官员的机会。他们多次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矛头直指左宗棠的密友、两湖系在江浙地区的核心官僚之一、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浚。而以汪树屏为首的浙江士绅，也联名越级上告直至都察院。使一宗十分平常的刑事案件演变成两湖和江浙两个派系官僚的大斗争。由于忌惮两湖系势力在地方上坐大，慈禧太后下旨批准都察院的重审奏请。经过在北京开棺验尸重审等波折，历时近4年才最终平反了这个冤案。随之而发生的官场大地震，使杨昌浚和杭州知府陈鲁，余杭知县刘锡同等30多名两湖系官员乌纱帽落地，通通受到革职查办或者边地充军等惩处，以翁同龢为首的江浙系官员取得了胜利。

江苏和浙江的居民同属吴、越民系，两地的语言相通，关系历来都比较密切。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可以看出，在该案翻转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江浙系官员，在朝廷中形成了一个同气连枝的政治派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凝结起来的政治派系，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那些都在朝廷中任职的同省籍京官，往往会有各种私交和同乡联谊，彼此在各方面互相关照和提携，从而形成一个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派系。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被老家的庐州府学选为优贡后，就被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召进京城，让他准备参加次年的顺天府乡试。李鸿章到达北京后，父亲就引领他遍访常有来往的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目的是让李鸿章通过拜谒对方，逐一认识那些本省籍京官，从而进入他们内部的徽帮社交圈子，以后能够利用这些老乡的社会关系，助力李鸿章在仕途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这些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派系，有时还会由于合适的政治气候而显得相当活跃，影响乃至左右了国家政局的发展。清末民初，在袁世凯天津小站编练的北洋新军中，就产生了以直隶（今河北省）人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以安徽人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还有在东北发展起来的，以奉天人（今辽宁省）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政治派系。他们都以手中握有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中央政治舞台上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此起彼落像走马灯似的轮流执政。导致民国初期的中国，陷入持续10多年的军阀混战，国家政局纷扰不休，社会也陷入一片混乱。如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奉系赶走皖系的段祺瑞，共同执掌北京政府的统治权，皖系战败后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1922年4月爆发的直奉战争，使奉系战败退出关外，直系独自掌控了北京政府。1924年9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使直系的主力被消灭，北京政府落入奉系之手。之后，直系余部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消灭，也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1927年以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虽然逐步统一了全国，但民国以后各地所形成的地方政治派系，仍然影响着此后近20年的国家政局，如山西阎锡山的晋系，云南龙云的滇系，广东蒋光鼐、蔡廷锴的粤系，广西被称为“李白”的李宗仁、白崇禧之桂系，还有西北的“两马”（注：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等，都是一些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派系。尤其是其中的广西帮桂系，更是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地方政治派系。他们不仅在1929年和蒋介石打了一场蒋桂战争，而且在1930年参加了阎锡山、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最后还在1949年1月，在美国的支持下逼迫蒋介石下台，由李宗仁代理了总统的职务。由此可见，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地方政治派系，在民国期间对我国政治局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