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寨墓地清理的26座青铜时代墓葬在埋葬形式和随葬器物的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M5、M6等五座墓葬及征集到的16件青铜器，种类齐全，制造精致，表明这是一处青铜时代的墓地。
这26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数量以及殉牲习俗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M5和M16两墓相邻，墓穴宽大，随葬器物众多，使用牛、马、犬、羊等牲畜殉葬，死者长骨上涂有紫红颜色，M5的死者使用木棺下葬等现象，与其他24座墓葬明显不同。M5死者为成年男性，M16死者为成年女性，这对夫妻生前所拥有的社会财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地位都优于同墓地的其他死者。铜矛、骨匕和骨镞等武器均出在成年男性墓中，而刀、锥、凿、纺轮等生产工具均出在成年女性墓葬中，这种由随葬器物种类不同反映出的男女在社会活动中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是男性主要从事氏族或部落间的征战、狩猎，女子则承担除此而外的几乎全部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这种男性专司征战和狩猎的社会分工，也反映出当时战事的频繁和重要。作为货币原始形式的海贝本墓地共出8枚，其中7枚出在大墓M5中，反映出少数人掌握有较多的社会财富。上述少数人拥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社会成员间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别和地位差别，战事频繁和男子专司征战狩猎，原始货币海贝标明的商品经济的出现等现象，均说明黄家寨墓地的死者已步入了阶级社会。
由壶、罐、豆和碗等器物构成的黄家寨墓地的陶器群，在文化面貌上，有着既类于齐家文化，又同于卡约文化的双重性质。泥质红陶壶、泥质红陶双大耳罐、绳纹双耳罐的深腹型及豆等器物具有强烈的齐家文化作风，029双大耳罐与永靖秦魏家M40：1双大耳罐[11]相同，M20：1双大耳罐与秦魏家M106：4、永靖大何庄M36：2双大耳罐[12]相同，011双大耳罐与秦魏家M117：4双大耳罐相同；019泥质红陶曲领壶与武威皇娘娘台M30：12侈口曲领罐[13]相同，01泥质红陶壶与大何庄M87：3侈口一长颈罐相同；010绳纹双耳罐与秦魏家M100：1双耳罐相同，M12：2绳纹双耳罐与秦魏家M60：3双耳罐相同，M11：1豆与皇娘娘台M47：10豆器形相同；030双耳碗与乐都柳湾采04圈足杯的上部[14]相同。黄家寨墓地具有齐家文化作风的陶器与永靖秦魏家墓地的随葬陶器最为接近，在齐家文化的排序中，秦魏家墓地是一处年代较晚的地点[15]。夹砂褐陶双大耳罐，双小耳罐和绳纹双耳罐的浅腹型等器物具有强烈的卡约文化的作风，023夹砂红陶壶与循化苏呼撒M63：1壶[16]相同，M2：1双大耳罐与大通上孙家寨M634：3双大耳罐相同，020双大耳罐与苏呼撒M103：2双大耳罐相同，M16：18双大耳罐与湟中巴格台采集双大耳罐[17]相同，M16：19双小耳罐与上孙家寨M634：1双小耳罐相同，M3：1双小耳罐与上孙家寨M634：2双小耳罐相同，M18：4双小耳罐与上孙家寨M349：2双小耳罐相同，M10：7双小耳罐与上孙家寨M333：4双小耳罐相同，02双耳绳纹罐与互助总寨M1：2双耳绳纹罐[18]相同。目前，人们一般都将青海省境内发现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归入卡约文化，有的学者指出了卡约文化内涵的复杂性，提出至少可以区别出卡约、上孙、阿哈特拉、大华中庄四个类型[19]，本文所报道的黄家寨遗存中同于卡约文化的因素，与上孙类型最为接近。
黄家寨遗存包含着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两种因素，但是两者共存于同一墓地内，更由M18、M24、M27等两者共存于同一墓葬内的关系表明，黄家寨遗存作为一种过渡遗存的统一性，因此，我们认为黄家寨遗存是齐家文化向卡约文化过渡时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种过渡性质还可以在本墓地所出的四件堆在齐家文化晚期遗存和卡约文化早期遗存中有比较广泛的发现。目前，类于黄家寨遗存这种过渡性遗存在互助总寨和民和山家头两处墓地也有发现。(www.xing528.com)
执笔者 高东陆 许永杰 李伊萍 吴 平
（本文原载于《考古》1994年第3期，193-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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