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南尕马台遗址与墓地的齐家文化发掘成果简介

任晓燕

尕马台遗址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拉乙亥乡昂索村之南0.5公里，地处黄河南岸第二台地，北距黄河约1公里，高出黄河现水面约60米，南靠茫茫穆格滩草原。尕马台所处台地发育良好，东西延伸长约40公里，南北有千米之阔，台地平坦，靠近黄河，登上台地南部近百米的高坡，便是穆格滩牧场，绿草茵茵，一望无际，台东有一小沟，山沟泉水缓缓流入黄河。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水利资源丰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生活在这里，由于数千年来环境的变迁，远古人类的遗址被掩埋在厚约1米的黄沙下。遗址顶部经风吹雨冲，表土流失，暴露出了大量的陶片，遗址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破坏。

1977年7—9月，为了配合龙羊峡水库建设工程，更好地开展库区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由青海省文化局考古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了“龙羊峡工程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主要对尕马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参加本次考古短训班的人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及76届全体同学30余人，青海考古队和来自部分州县的文博干部20余人，发掘人员总计50余人。

该遗址揭露面积1626平方米，在遗址上覆盖厚1～3米的黄沙，呈鱼鳞状，并随大风改变形状与位置。推去黄沙后即暴露出了原地表，地表的陶片和石器等遗物俯拾即是，少数遗迹瓮棺口部暴露于地表。从揭露情况来看，原地表基本在同一平面，中部略高，地层堆积保存较好；遗址边缘地表水土流失严重，由于长期暴露，自然侵蚀较甚，文化层仅数厘米，断续不成层次，甚至完全消失。地层堆积不厚，约1.2米。遗址地层较简单，共分3层，厚约1.2米。从文化层内包含物分析，第①层为扰乱层，第②层与第③层为文化堆积层，其内涵以马家窑文化为主体，其间涵盖有宗日文化因素。发掘结果表明了尕马台遗址应属一处以马家窑文化为主体的居住址，后被齐家文化墓地打破，该遗址即遭晚期齐家文化居民的人为破坏，同时也受长年自然的多重破坏。

在遗址居住址内遗迹较少，原居住房址破坏严重，只存有一处房址居住面，且原状及结构均不清；还有14处烧灶面、2座灰坑；另有18座与居住址同时期的瓮棺埋葬在遗址内。遗址中出土遗物，按质地可分为陶器、石器、骨器、牙器、蚌器。按用途有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两大类。另外，还有大量的陶片及动物骨骸等。遗址文化内涵单一，从出土遗物特征分析，应以马家窑类型晚期文化为主体，其内已含有半山类型的因素；此外，遗址内涵还包含有宗日文化因素。

遗址内，马家窑文化层堆积较厚，出土遗物丰富，并且发现有居住面，14个烧灶面分布其间，另有18座与遗址同时期的瓮棺葬也散布在遗址之内，表明此遗址属于一处定居的原始部落遗存。这处遗址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环境为居于此地的居民提供了多种经济形态的生产空间。遗址坐落在黄河的二级台地上，台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背山面水，北临黄河，使渔猎经济得以存在；南靠穆格滩草原，辽阔宽广，沃草丰盛，既是从事畜牧的大牧场，也是天然的狩猎场。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用途多元化，也充分证实了居住在尕马台聚落遗址的原始先民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一种多元化经济的形式。尕马台遗存的生产活动应以农业经济为主，畜养、狩猎、捕捞仍占一定比例。

由于遗址内遗迹单位少，仅有的一些遗迹现象不具备断代条件，如发现的唯一一处房址残损不全，只存局部居住面，原貌不详；两座灰坑内出土遗物及灶面亦无典型的文化特征。故对本遗址的文化属性及年代的判定，主要是依据遗址文化层内出土的彩陶片的文化特征做以判断。遗址内出土陶片以夹砂陶为主，同时并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片。彩陶片有泥质彩陶与夹砂陶质彩陶之分，代表了本地区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

泥质彩陶，泥质红陶，以单一的黑彩为主，黑红复合双彩较少见，纹饰多由多道横、竖、斜较密集线条构成图案，有的间饰菱形网格纹及锯齿纹。较多见的器形是彩陶钵，敛口，弧腹，平底，内外饰彩，内彩发达，外彩常见的是较密集的曲线条，内彩多由菱形网格纹、波浪纹、三角纹构成图案，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典型器。在泥质彩陶中同时也兼有半山类型的典型风格，如彩陶颜料出现了黑与红复合彩，纹饰有锯齿纹及四大圆圈纹；个别器形如大口腹耳彩陶罐，器形圆鼓矮胖，纹饰作四大圆圈纹，已初具半山类型的风格。由此分析，泥质彩陶的文化属性应属马家窑类型晚期向半山类型过渡时期。

夹砂彩陶，遗址中数量不多，明显少于泥质彩陶。夹砂彩陶以夹砂白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灰白陶，颜色只有单一的紫红彩，纹饰简单，往往只有单一纹饰，有折线纹、鸟纹。如夹砂彩陶罐腹饰多重红彩折线纹，夹砂双耳粗陶罐肩饰有一周红彩鸟纹。夹砂彩陶的制法与彩绘风格均与共和盆地宗日遗址中的宗日文化陶器极为相似，故分析夹砂彩陶的文化属性应属宗日文化。(www.xing528.com)

尕马台遗址彩陶的风格与特点，反映出遗址年代以马家窑类型晚期为主体，大约处于马家窑类型晚期向半山类型过渡时期，同时遗址内还并存有宗日文化因素。这处遗址的发掘，虽然规模不大，但为研究黄河上游的史前文化增添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内共发掘墓葬44座，1座瓮棺葬，43座竖穴土坑墓。墓地面积与墓葬数量，表明了这是一处小型的公共氏族墓地。墓葬的排列无明显的规律，但基本整齐有序集中布置，墓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毫无打破关系出现，说明当时是按严格葬制有序埋入的。整个墓地有着相同的埋葬习俗，随葬品的文化特征相同，一一表明了尕马台墓地应属同一氏族的公共墓地。

墓地内墓葬的排列有着严格的次序，埋葬方式盛行单人葬，不同身份的死者葬制有着较严格的区分，从不同葬式的死者随葬品有着不同的类别与数量，表现出了墓主人身份的差异。死者摆放姿势在入葬时，氏族每位成员均遵循俯身直肢葬，直肢仅指双腿而言，双臂部分直肢，有的单臂上举，有的双臂弯曲。墓地中只有4座俯身直肢墓葬尸骨未经扰乱，这些墓葬坐落在墓地中部，随葬品丰富且器类精致；无头葬的墓葬仅有随身佩戴饰品，基本别无他物，且位于墓地边缘；二次扰乱葬中有着扰乱程度大小之分，扰乱程度轻的仅略微扰动局部肢体，随葬品较全身扰乱的相对要多，并且居于墓地中部；扰乱程度大的全身扰乱葬墓葬置于墓地外沿，随葬品也相应少。由此可见，在此墓地随葬品的种类及多寡与死者的葬式是有一定关联的。换言之，居住在尕马台附近的这一氏族人群，在第一次下葬时要以俯身直肢葬式摆放，是男女老幼都要共同遵守的葬制，但葬后是否二次扰乱，扰乱程度如何则由墓主人在氏族中的身份来确定，不同身份的墓主人，有着不同的葬制。由此看出，氏族成员之间亦有了等级关系，氏族内部的制度已经松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是权力平等，贵贱之分已产生，氏族制度已走向解体。此外，不同性别亦有着不同的葬制，较突出地反映在男女的头向有别，男东女西；其次是随葬品的组合不同。

随葬品反映出的地方特点，生产工具不见农业工具，只有狩猎工具与细石器；生活用具简化，陶器数量少、器形小且种类单一，陶器种类有双大耳罐、小灰陶罐、颈耳彩陶罐、粗陶碗、粗陶盆五种，后四种不多见。普遍随身佩带的装饰品，种类丰富，数量颇多，装饰品的种类有海贝、绿松石珠、骨珠、骨饰、蚌饰等。从装饰品的种类及放置位置来看，使人们看到居住在黄河边的这支齐家人，十分注重自身的装饰，除在颈部佩有由海贝、绿松石、骨珠组成的多彩项链外，手足部还装饰有五彩的手链和足链，并佩戴有极为珍贵的铜指环。铜器有铜镜、铜泡、大小铜环三种器形。骨器有骨镞、骨针。尕马台墓地随葬品种类与数量均要少于其他墓地，随葬品的组合也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墓地。

总体来看，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文化特征，地方特点鲜明，突出反映在埋葬习俗中，如墓地的排列方式、死者的头向男东女西。尤为突出的是葬式的独特性，氏族成员均俯身入葬，除个别“贵族者”及身份特殊者外，几乎大部分成员均要再行二次扰乱葬。其次，随葬品中装饰品普遍，其种类与装饰特点基本沿袭了宗日遗址的传统风格；基本生产工具仅有狩猎工具及细石叶。唯有陶器基本被齐家文化所替代，与其他地点的齐家文化共性是十分明显的。尕马台墓地中唯一常用的普遍流行的生活用具是双大耳陶罐，无地方特点，是齐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造型风格与共和盆地宗日遗址的齐家文化墓葬、甘肃齐家坪墓葬等地的同类器完全类同。墓地的文化特征，反映出这一氏族人群的思想意识、宗教观念仍维系着固有的传统，沿袭着本氏族的葬俗礼制，故反映在了埋葬习俗的特殊性；但随着环境的变迁、经济方式的约束，也同时接受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所以，在生产消费方面及部分生活用品上，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

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另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一面“七角形纹”铜镜，这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饰有花纹的铜镜。这枚珍贵铜镜的使用者，葬式俯身直肢，未经二次扰乱，随葬品颇丰富，地处墓地中心。无疑，墓主人在这一氏族中具有显贵地位。“七角星纹”铜镜，呈圆形。直径8.9厘米、厚3厘米，重109克，镜面平滑，背面有纽，饰有七角星图案。在镜的边缘钻有两个小孔，两孔之间有一道凹形细绳纹的痕迹，在清理时发现有木质镜柄，镜柄是通过镜缘的双孔用细绳捆绑固定使用。这一发现缩短了现代人与远古人的时空距离，它让人们直接观察到了这面年代久远的铜镜真实的使用方法。该镜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快中子放射分析法鉴定，应属青铜器。“七角形纹”铜镜也使尕马台遗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是在黄河上游共和盆地最早发现的极为重要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资料。这批发掘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域、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等学术问题，对探讨黄河上游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都补充了极为重要的实证材料，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本文原载于《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5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