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中，行政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当前社会上访现象多发，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矛盾积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众对政府和行政权的信任，行政信访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行政调解，不能不说是行政权解决纠纷的传统在现代纠纷解决制度中打下的深厚基础。
梳理概括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下社会危机防治行政中可资整合和利用的各种权利救济机制，从以上阐述来看，包括行政调解、行政信访、行政申诉、行政补偿、行政复议、国家赔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人民调解等，这些救济机制共同发挥合力，尤其在受案范围上达到相互补偿和配合的功能，为我国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为社会危机防治行政的具体整合和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制度支撑。
以行政调解为纠纷解决基础机制的社会危机防治行政力求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期，从而循序渐进地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和程序，保证司法及法治的质量和能力稳步提高，达至社会治理的平衡。所以，适应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在制度供给方面尽管不是纠纷裁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却依然有积极的权利救济制度价值，为制度化、多元化、前置化的应对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多样性和频发性的现状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机制。从实际解纷的对象来说，群体性、复合性的争议和由公共政策调整而引发的争议更宜于采用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在此过程中进行分析和总结，回馈至政策过程，有利于政策的调整，行政调解具有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所难以便利达到的政策形成的功能效果。[6]
在目前的现代化语境中，与西方接轨的普适性法律话语最容易被社会和法学界接受，并已成为我国目前制度创新、移植、改革的论证捷径。[7]由此，行政调解必须建立在法制的运行中，才符合现代社会对利益追求的价值认同，以行政调解为核心的社会危机防治行政也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中才能找到正当性的运行理路。对于因构建和重视社会危机防治行政而大力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行政调解机制，“在自愿选择和司法救济并存的前提下，行政机关介入民间纠纷解决对当事人权益保护有利无害”。[8]
当前学界从当代行政法的精神、法哲学以及法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探讨和肯定了行政调解的制度价值。行政调解体现了政府民主管理与民众自主行使权利相结合的现代行政精神，日益受到重视，政府当前在维稳工作领域中提倡的“大调解”实质上是“以行政调解为核心”。[9]
但是，客观而言，作为一种社会危机防治行政干预纠纷处理和权利救济途径，行政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从个案应对上获得了一些实效，但是并非一定就必然地减少公民对诉讼制度或其他解纷制度的需求，其效果更可能是减缓了诉讼需求的增加，延缓了社会矛盾或冲突的发展进程，控制了涉法涉诉上访的数量。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调解很可能是一种对于社会危机防治非常必要，但长期来看或许很难收获制度成效的解纷制度和社会治理措施。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这会促使当事人理智地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可以说，行政调解与诉讼以及其他权利救济制度之间有一种长期的制度互补又相互竞争的关系。
总体而言，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制度供给研究思路来说，理论研究中应尽量以现实主义论证为基础从实证材料出发，以一种规范的学术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分析。[10]我国社会危机防治行政机制的构建和具体纠纷解决的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其逻辑起点应当是在全面认识社会危机治理与解纷的实际需求上，重视实证调研与分析，立足于社会转型和本土化语境以及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以世界性运动及其经验作为参照，提出适应我国国情的、具有现实适用性、可行性的思路和对策。
[1] 强世功. 调解、法制与现代性. 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 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36.(www.xing528.com)
[3] 刘艳梅，孙广义. 王志颖. 关于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学术交流，2009 (5) .
[4] 史卫民. 论我国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与法律效力. 理论月刊，2012 (1): 114-116.
[5] 彭震. 论我国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 (6): 155-160.
[6] 喻少如.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调解. 学术界，2007 (6):182-183.
[7] 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26.
[8] 范愉. 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37.
[9] 彭震. 论我国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 (6): 155-160.
[10] 李婷婷. 行政调解的制度价值、内生贫困与生长点. 行政与法， 2012 (3):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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