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规》正式实施不久的1987年11月29日，学生为参加学校一二·九歌咏比赛在礼堂排练。
大家正兴致勃勃地练着，可担任领唱的罗晓宇同学不知何故不愿领唱了。我先是反复耐心给她做工作，同学们帮着也劝说，可她仍然不愿领唱。这可把我急死了，想到离比赛只有几天了，现在换人肯定是来不及的。最后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勃然大怒，猛拍钢琴，呵斥道：“你不唱就给我滚出去！”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万一罗晓宇真的“滚出去”了，这歌还怎么练呢？
还好，我这一吼还真管用：罗晓宇虽然满脸不高兴，但总算唱了起来……
排练结束后，我把罗晓宇留下来谈心，她说她刚才不想唱是因为排练前与一位同学闹了别扭，情绪不好。我一方面教育她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又真诚地向她道歉：“刚才我实在是太急了，冲着你发那么大的火。真对不起，请原谅李老师！”
她也真诚地说：“不，还是怪我当时使性子……”
我想，这件事也就算解决了。
谁料到，我第二天早自习走进教室，见黑板上赫然一行大字：“李老师昨日发火，罚扫教室一天！”我心里一惊：这些学生还真够认真也真够大胆的！转而又是一喜：学生们勇于向老师挑战的精神难能可贵，实在不应挫伤。再说，《班规》刚刚实施，对班主任从严、从重要求必将提高《班规》的权威性——这实际上也是班主任真正的权威之所在！
不过，我得再“考验考验”学生们依照《班规》惩罚老师的勇气究竟有多大。于是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同他们“谈判”：“李某人当然不敢不依‘法’办事。但请问，李老师这个月发了几次火呀？”
学生们想了想说：“一次……”
“对嘛，《班规》上的规定是‘发火超过一次’，可我并未‘超过一次’呀！”然后我有些得意地说，“今天是11月30日，我只要今天不对同学们发火，嘿嘿，我这个月就不会‘超标’！”
学生们一下哑了，可能是觉得我言之有理吧，他们不再与我争辩。
可是，李崇洪同学站了起来，他左手拿着《班规》，右手指着上面的条文大声说：“李老师说得不对！您发火是没超过一次，但您昨天用不文明的语言侮辱了罗晓宇——您叫她‘滚出去’，这可应该受罚啊！”
他这一说，学生们便嚷了起来：“就是嘛！该罚！该罚！”
于是，我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笑着对大家说：“好，好！我认罚。看来，面对《班规》，我想赖账也不行！今天放学后，由我扫教室，而且保证教室清洁分数达到10分，否则重扫！”(www.xing528.com)
当天下午放学时，我正在市里开会，但我仍然提前匆匆赶回学校。当我走进教室时，看见宁玮、赵琼等几个住校女生正准备打扫教室。我赶紧冲过去夺下她们手中的扫把：“你们不能扫！今天该我一个人扫！”
她们却死死地捂住扫把不放。赵琼说：“李老师，您真的要一个人扫？”
我说：“不是我要一个人，因为这是《班规》的规定啊！”
“哎呀，您太认真了！”宁玮说，“那这样吧，李老师，我们和您一起扫，好不好？”
“不可能！”我强行把她们赶出教室，把门关死，一个人在教室里干得满头大汗。
第二天一早，我又早早走进教室，做早扫除。
当时的情景真是别有趣味：教室里灯火辉煌，学生们书声琅琅；教室外，大雾弥漫，我在窗台上一丝不苟地擦拭着玻璃窗。学生们不时抬起头，向我射来敬佩的目光。
那天早晨第一节课下课后，学生们纷纷到《学校清洁卫生评比栏》看我班的教室卫生评分，结果当天的分数是满分10分！
这下在全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老师太好了！”“我读小学到现在，从来没见过老师一个人扫教室！”“李老师真高尚！”
我却感到深深的遗憾：学生们对我的行动赞不绝口，这说明在大多数学生的头脑里，我并不是依“法”受惩，反而是“放下架子”平易近人因而令人崇敬的英雄。如果学生真是这样的认识，那么，我的教育只能说是失败的！
在下午的班会课上，我真诚而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同学们违纪都应该受罚，为什么老师可以例外？这与‘高尚’丝毫不沾边！前不久报上登了江西省前副省长倪献策因触犯刑律而被捕入狱的消息，我们怎么没有说‘倪献策真高尚啊，犯了罪竟亲自坐牢’呢？如果你们认为同学违纪受罚是理所当然，而老师违纪受罚就是‘高尚’，那么，你们就仍然没有树立起‘面对纪律师生平等’的民主观念！”
在这个班以后的两年多中，我又因各种“犯规”而五次被罚，我很少再听到有人说我“高尚”，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很自然。
有了集体权威，我似乎放弃了班主任的“个人权威”。我追求着一个目标，把教师个人的权威融入学生集体的权威，其意义已不仅仅是体现出教师个人的教育艺术与管理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充满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与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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