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本书将服务利用分解为是否体检、患病是否就诊、是否应住院未住院3个指标。如下所示：
即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中镶嵌3组模型（如图6-9所示），分别考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及健康状况变化、是否患病等健康因素对是否参加体检、患病是否就诊、是否应住院未住院等服务利用状况的影响。
在医疗保险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方面，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参保居民自身个体因素对于服务利用的影响，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从业状况等。左延莉等通过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认为年龄、新农合医疗模式、文化、职业等均影响了新农合试点卫生服务利用水平。[7]
二是健康状况与健康意识对服务利用的影响（如生物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龚幼龙等的研究显示，在生物学因素中，年龄和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就诊率的社会因素。[8]
三是收入对健康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主要包括参保人员的收入、医疗支出能力水平等。解垩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检验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与水平公平目标的偏离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因素在健康不平等、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中的贡献。认为我国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更好并使用了更多的医疗服务，收入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贡献为0.13～0.2，医疗保险等因素也扩大了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9]齐书良、李子奈使用1991-2006年的CHNS面板数据，分时段研究了我国居民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和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变动情况。认为健康状况变化与收入排序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对于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促进医疗服务利用均等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预期，随着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当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以后，我国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必将得到进一步改善。[10]
图6-9 城镇居保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模型架构图
四是制度与政策本身的相关因素对服务利用的影响，如制度的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以及政府财政的补偿水平等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封进、刘芳考察了新农合对与收入相关的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影响，以及新农合对2004-2006年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改善的贡献。认为“新农合的覆盖面迅速扩大，新农合对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改善有所贡献，尤其对女性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的改善更为明显。但新农合对于在较高层级机构就诊的不平等改善贡献不明显，主要的贡献来自收入效应”。[11]
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胡宏伟基于国务院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调查数据，运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显著促进了居民基本卫生服务利用，政策实施效果良好。而且，其对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具有全面和分层次促进的特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促进了全体居民进行健康体检，促进了弱势群体的门诊服务利用，显著提升了低健康群体的住院服务利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促进了低健康群体卫生服务利用的合理增长，中、高健康群体未出现过度利用医疗资源的问题，制度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12]高建民等比较了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下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的情况，认为医疗保障制度对参保人群的卫生服务需要和利用的影响很明显。通过继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率，可以完善现行医疗保障制度，逐步缩小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差距，加强不同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提高居民的卫生服务利用水平。[13]
本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以下3点假设展开：（1）居民的个人特征与服务利用存在相关关系。我们假设居民的服务利用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从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年龄大、受教育程度高的参保人员服务利用水平高，已婚和具有稳定工作的人员服务利用水平比较高。（2）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状况对居民服务利用具有影响作用。健康意识高的居民服务利用主动，两周内患病的居民服务利用更多。（3）参保居民的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服务利用越积极。具体变量见表6-8。
表6-8 试点城市城镇居民服务利用影响因素变量表(www.xing528.com)
（续表）
通过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居民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结果见表6-9。
表6-9 试点城市城镇居民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注：*P＜0.1、**P＜0.05、***P＜0.01
主要结论如下：
在模型一中，每个自变量的影响都十分显著。在不同性别的医疗服务利用中，男性体检概率略高于女性，为女性的1.09倍；在门诊服务方面，患病后就诊的概率为女性的1.348倍，应住院未住院的概率为女性的0.731。在年龄因素的影响中，0～14岁青少年相较于15～59岁适龄劳动力服务利用水平更高，老年人群体的结果不显著，有可能是由于家庭结构因素的原因。在家庭中，人们普遍比较重视儿童和少年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服务利用概率越高的假设被证实。小学及以下学历作为参照组，初中或高中学历组参加体检的概率是参照组的1.24倍，大学及以上学历参加体检的概率是参照组的1.733倍。从门诊就诊概率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参加体检的概率是参照组的2.262倍。在婚姻状况对服务利用因素的影响中，已婚人士明显高于未婚人士，体检概率约是其1.39倍，离婚、丧偶等是未婚体检概率的1.33倍。以有稳定工作为参照组，无稳定工作参加的概率仅是其1/2，学龄前儿童是其1.647倍。主动了解医疗知识的参加体检的概率较低，仅占六成。患病的参加体检的概率是不患病的86.1%。家庭年收入对是否参加体检没有影响。
在模型二中，婚姻状况、健康意识、家庭收入对患病是否就诊影响不显著。男性患病就诊概率高出女性约34.8%；少年儿童患病就诊的概率高于适龄劳动力，也高于老年人；大学及以上学历患病就诊概率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两周内患病的比不患病的去就诊的概率更大。
在模型三中，除了两周内是否患病这一因素显著外，每个自变量都不显著，包括家庭收入。从理论上讲，在样本量足够大、自变量挑选也符合研究逻辑的情况下，结果不好的原因可能在于数据收集或填写的不精确，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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