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具有后发现代化特点,它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又遇到了全球化,因此,我国社会转型所遇到的压力是巨大的。由于时间的压缩,西方国家在长时间中遇到的问题集中地摆在我们面前,这就使得我们要对那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做应急性应对。[68]当前,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呈现“突发事件爆发-公共舆论广泛关注-政府及时回应-社会政策快速制定出台”的路径。[69]这是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例如,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直接催生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快速出台。
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对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制定实践有积极影响。一方面,可以迅速应对和解决当前急迫的社会问题,并在政府快速回应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可以运用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政策契机,启动社会政策“窗口”,进行政策制定和创新。但是从公共政策科学的视角来看,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的问题论证及方案选择的过程,出于应付紧急事态而仓促做出的政策决定很可能具有局限性。一是由于政策出台的时间紧迫,可能导致政策出台的形式和环节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其合法性;二是由于政策调研的时间不充分而造成政策只能解燃眉之急,治标却不治本,政策的时效性较短;三是政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无法保障,从而可能造成政策的后期执行困难。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需要在已有政策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尽量把握好政策制定的空间和出台的时机,做到从应急性政策向系统性政策的转变。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较好地体现了从应急性政策向系统性政策转型的特征。一方面,政策的出台不是应急性地将制度覆盖“一步到位”,而是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用3年的时间,通过部分城市试点、扩大试点范围再到全面推广“三步走”。此外,由于涉及福利的社会保障政策均具有福利刚性,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制度出台之初就明确了坚持低水平起步的原则,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筹资水平和保障标准。另一方面,对于政策保障的范围也突出了重点保障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大病医疗需求,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原则,先保障大病、重病,再逐步扩展到门诊统筹。[70]在参保对象方面,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所有符合制度的对象均参保,而是采取自愿参保的方式。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改革注重了与医药卫生服务体制其他方面相配套的改革协调的问题,如与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联动、探索实行参保居民分级医疗等。在确定居民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时,结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改革来进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在国家和省(区、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合理确定。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尤其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建设和发展在改革策略上也存在着初期被动、后期又过急的失误。例如,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央政府虽然也颁布了一些关于城镇职工、下岗企业职工医保等法规性文件,但整体而言,依然是企业、地方政府、行业自行对传统保障制度进行修补的渐进改革,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的做法差异极大,显示了国家在医疗保障改革中处于被动地位。
进入第二阶段后,中央政府大力介入医疗保障领域的改革,其主要表现是中央政府陆续制定了有关城镇职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大主体制度为基础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并直接出面主持部分地区的医疗保险试点改革,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但是,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扩面而言,又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改革推进方式。例如,在关于城镇居保制度覆盖率的问题上,为了实现新医改的“全民医保”目标,对城镇居保的覆盖率目标要求在3年内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并达到95%的参保率。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筹资的政府补助上,中央政府要求从2007年的人均40元,猛增到2012年的人均240元,使得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承担了较大的财政压力。此外,在改革策略上,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单兵推进,在公立医院改革滞后以及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医药流通体制未能理顺的情况下,医保制度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出现了医保费用投入增长而群众的看病负担依然未能有效缓解的局面。
进入第三阶段后,在改革的权责上存在着模糊的失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镇居保改革中的关系不够明确。在具体的改革中,一方面,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着改革的进程,但又要求各地方政府探索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实际情况的城镇居保制度。在责任划分不清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虽然在“新医改”期间开始就医疗保险尤其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资金有所明确,但地方政府财政补助这一部分由于各地的财政承受能力不一,在补助标准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很可能造成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补助资金不能真正到位。而主管部门对于地方政府就城镇居保资金的出资、管理和监督也很乏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主动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改革的强烈意愿。尤其是在那些财政薄弱的地区,大量的地方政府财政配套补助让地方政府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又未能将城镇居保制度的建设纳入政绩考核的标准。除了少数被中央重点关注的试点城市以外,其他地方政府实质上缺少对于改革的动力。此外,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改革中,政府和居民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和边界也不是很清晰。现实中,政府不是包揽过多(对于筹资部分政府补助过多),就是限制过紧(如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不够完善的地区强制社区首诊、定点就医)。这些问题都是在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需要进一步克服和避免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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