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考评机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

量化考评机制体现了“数字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解决了司法人员业绩考评过于主观的问题。某地方公安机关领导曾就此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确定出各项任务目标，仔细计算出本地应完成的指标，结合各个警种和部门的职能优势，下达既能完成总体任务，又切合各部门实际的具体目标，使每个相关警种和部门都有指标，都有压力，以实现指标分解到位，责任落实到位，考核奖惩到位。该机制虽然能够直观而直接地提高警察的办案效率，从取证规范建设视角来看却存在风险。

第一，从侦查的视角来看，以破获案件、抓获犯罪人的多寡为衡量标准的量化考评机制，以追诉犯罪为价值偏好，会在实践中与现代刑事侦查程序的功能产生冲突。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侦查程序基本功能是控诉的准备功能。检察院提起公诉以案件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为前提，这要求履行控诉准备职能的刑事侦查人员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而以追诉犯罪偏好取向的量化考评机制，不仅会促成警方单方面收集证据的动机，掩盖了案件真相。而且，为了促成破案数量，一些人为的错误侦查甚至冤假错案在所难免。这种错误，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还是正当法律程序往往都是致命的。因为侦查准确同时是裁判结果之客观性与正确性的先兆，侦查中所犯的错误往往具有不可弥补性，许多实证研究指出，错误裁判最大的肇因乃错误侦查，再好的法官、再完美的审判制度，往往也挽救不了侦查方向偏差所造成的恶果。[11]不仅如此，这样以结果导向的考核模式，导致侦查人员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失去动力，他们更多关心是否破案，案件是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还有，2016年以来的考评机制变化，公安机关不再把批捕率作为考核标准，却带来了另外的一个想象不到的后果，大量案件涌入检察院的批捕部门，公安机关基本不再筛选，结果，检察院审查批捕部门的案件压力，使得审查证据合法性方面的有效性降低。

第二，从检察院的视角来看，从如下几个考核标准足以看出，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非常困难：①检察院的公诉责任，包括对无罪判决、撤回起诉的审查非常严格，并承担相关责任。比如，法院的无罪判决、检察院撤回起诉，承办检察官必须向上级检察院汇报，并且5年内随时接受上级检察院的审查。同时，检察系统内部通报批评；②严格控制不起诉比例，不能因为某些客观真实的证据，因为非法而轻易排除。不起诉程序，需要检察长或检委会讨论；③保障批捕的正确性。结果，批捕的证据审查标准等同或接近于起诉、判决的标准。如果批捕阶段不能发现非法证据，后续阶段很难作出实质的更改；④程序违法的审查监督考核指标中，只是考核书面纠正意见，并没有把非法证据排除列入其中。

2015年以来检察院的司法改革，强化检察官的独立责任，追究案件过错责任。这些责任是以“结果真实”为衡量标准的。如此一来，排除非法证据压力增大。除非特别明显的非法证据，否则，重在实体审查，不再深究证据的资格问题。

第三，从法院的视角来看，法官更关心案件正常时间审结，一审重点关注不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二审关心的是实体事实真相，得出正确的审判结果。同时，一些敏感案件，还要考虑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等刑事政策方面的因素，尤其是涉众型的非法集资案件。至于审判中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根本不会作为单独的考核指标，它只是法官发现真相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相关裁判文书中都不体现，更不可能成为考核内容。尤其是2015年以来的法官的“错案责任终身制”的相关改革方案，更使得法官对证据的适用方面谨小慎微，尤其是客观真实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困难加大了。

[1]早有学者指出该现状及其后果——严重影响排除规则的适用，因为该规则有效实施，首先依赖于证据收集程序的科学规范。详细分析参见孙长永：“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2]详细分析参见孙长永：“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

[3]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田文昌、陈瑞华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关于“盘查”行为的转化型措施所面临的问题，相关论述可以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www.xing528.com)

[4][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377页。

[5]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31、137、140条。《高法解释》第73、88、93条。

[6]任重远：“非法证据排除新司法解释：要有突破，追求重大突破”，载《南方周末》2014年12月12日。

[7]朱燕：“北京八成刑事被告人无律师辩护刑辩率低于全国”，载《新京报》2011年12月1日。

[8]蒲晓磊：“刑事辩护出现‘新三难’”，载http://www.law-lib.co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1月5日。

[9]朱燕：“北京八成刑事被告人无律师辩护刑辩率低于全国”，载《新京报》2011年12月1日。

[10]韩旭：“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辩护难问题实证研究”，载http://www.scxsls.com/a/20150625/10849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21日。

[1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