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的危害：瑕疵证据排除与非法证据审查

这主要表现为排除规则被异化，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呈现系列司法乱象，冲击了程序法治建设。

（一）纠正违法通知、补正、补查代替排除。在事实层面，形成“非法证据排除的少，补正的多”现象，非法证据排除率非常低，补正率非常高

尤其是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混淆，错把非法证据当作瑕疵证据来补正，或者滥用证据补正取代非法证据排除将带来系列司法危害：

其一，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混淆，加上“有罪推定”的残存理念以及趋利避害的思想，大量模糊的非法证据可能被纳入瑕疵证据范畴，导致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不断被限缩，以至出现非法证据不排除为原则、排除成为例外的现象。这种限缩过程，有学者总结为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三个“突出”：在所有非法证据中，突出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在非法言词证据中，突出对非法供述的排除；而在非法供述中，又突出对刑讯逼取的非法供述的排除。[1]课题组在北京市的调研，也得出如此的结论：非法证据主要集中在非法供述方面。

其二，将非法证据排除转化瑕疵证据，变相消解排除规则的遏制功能与制裁功能，有放纵违法之嫌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制裁，但司法人员在排除非法证据面临现实困难的时候，对应当排除的证据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后仍作为定案根据，这会从内部悄然无声地抽空排除规则制裁功能。鉴于瑕疵证据补救成功与否的标准并无刚性标准，如果司法人员非善意的解释，这种规则规避现象将比较严重。

其三，长远的看，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混淆而导致规则的混乱，遏制与补救的相互摩擦、内耗，既降低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功能，同时还降低了惩戒犯罪的诉讼效率。比如法院为了保证庭审质量，为了查清某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要求控诉方补充侦查，鉴于此种情况下法院无权做出补充侦查的决定，[2]经过协商最后由检察院提出补充侦查，但“带有情绪的检察院”经常对此要求以沉默的方式应对，不再要求恢复庭审，无奈的法院再次发出“补充侦查函”。由于整个补充侦查、案件补正机制缺乏监督，严重拖延了案件的审理，而且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可能最终会让真正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综上得出初步结论：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若不能清晰区分，排除法则与例外法则可能纠缠在一起，制度愿景将不断遭遇实践的无声消解。(www.xing528.com)

（二）其他实践危害

以证据资格合法性审查演变为证据证明力（客观真实性）的审查。这种偷换概念的实践做法，在实质层面侵害了刚刚开始的整体证据法建设。

另外，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没有完全遵循先行调查原则，以至于排除非法证据沦为走形式，没有避免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

[1]孙长永：《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6条的规定，审判期间，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情形，仅限于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