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和解对于转型时期多元化纠纷机制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它对于弥补传统行政纠纷解决方式，尤其是诉讼方式的局限有积极作用。
法治的发展使诉讼审判被奉为最正统、权威和公平的纠纷解决方式。[12]随着法治建设在我国的发展，司法和诉讼被不断强化，对法律和程序弘扬之余，对其弊端认识不足。儒家的“非讼”思想一度受到排斥，“无讼”和“私了”甚至被视为法盲行为，其作为“法治”的对立物而受到批判。[13]国家将纠纷解决权主要集中在司法机关，鼓励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这不仅造成法院负担过重、案件积压的状况，还使和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能力退化。诉讼解决纠纷固然有其自身的优势，其严格的程序可以被用来保障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司法的劣势也由此而生。“司法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作业”[14]，程序的特点就是照章办事，近乎死板、僵硬甚至不近人情，司法如果过于讲究人情，则法律就会被扭曲。[15]司法程序还讲求对立面的设置，制造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对立竞争机制，使双方发生直接的争辩和竞争，从而使法官对证据、理由等涉案信息有不同角度的了解，取得兼听则明的效果。对立面的设置很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争斗，关系难以得到修复，“一场官司百年仇”是各国的通例。司法应该是保障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却不应该是唯一的一道防线，诉讼解决不了的纠纷，可以尝试用其他方式，例如和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从各国发展的趋势来看，诉讼与和解呈现相辅相成的动向，构建较为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在于二者之间的取舍、侧重，而在于如何将二者打通、勾连。[16]和解能够起到弥补诉讼的作用，它更注重人情，尽可能使纠纷当事人从对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防止纠纷蔓延扩大。(www.xing528.com)
在行政纠纷处理的实践中，与行政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行政和解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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