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解决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行政纠纷，有上访的“京控”、鸣冤、哭诉、陈情等制度和途径。但是受“畏官”心理的影响，多数百姓在一般情况下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或不愿去“告官”。而官员向百姓让步，与百姓达成和解的情况则更为少见。
传统关于“行政”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对百姓的治理上。皇帝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官僚集团是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统治阶级。相对来说，百姓则是被治理的一方，他们要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影响深远，以至于现如今仍存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人们不愿主动去“告官”。但是，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对肆意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吏，古代法律也形成了一些制度，为百姓“申冤”，以满足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当百姓权益受到官吏侵害时，可以通过鸣冤、哭诉、陈情等途径向更高的统治阶层表达诉求，由此形成的“以上制下”的逐级申控制度、“从严治吏”的御史监察制度、“为民伸冤”的直诉京控制度和“便民告官”的越诉特许制度成为保障“民告官”得以进行的法律制度。[6]即便如此，民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仍然不愿去“告官”，否则就会被扣上“刁民”的帽子，遭到非议，甚至出现“赢了一时，输了一世”的结果，遭到官吏的打击报复。(www.xing528.com)
上述状况与我国古代的权力特点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古代，统治阶级一般集司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即使出现行政上的错误，也不会运用司法手段对自己进行审查。民众若要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去找上级机关或官员进行申诉。可见，我国古代对行政的审查在性质上更像是一种行政上的自我纠错机制，虽然该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民众的权益，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民众提起行政上的申诉尚且困难，更遑论官吏放下架子，与民众达成行政上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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