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流派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可归结为“三中心”,即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赫尔巴特是其代表人物。而“现代教育”流派则坚持“活动教学、儿童、学生的主动活动”三中心,杜威是其代表人物。
杜威对“传统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实用主义哲学是杜威教育理论的首要基础,其中心概念是“经验”。他把经验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原则,认为传统教育的最大缺点就是从“上面”或“外面”对儿童施加强迫教育,让他们去学习成人的经验,而无视儿童内部的本能和倾向,教育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现代教育应进行“重心的转移”。
杜威全面地批判传统式的教学。他指出,传统教学只是从外面对儿童进行灌输,所用教材与教法与儿童本身的需要没有联系,儿童的学习过程只是吞剥书本上和成人经验中的东西,教学只依据以往社会文化的成果,却脱离儿童个人的生活与经验。这种教学仅仅以前人知识、课堂讲授和教师作用为中心,而唯独不考虑真正的中心——“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他提出,必须“以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以从经验中学习反对从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以获得为达到直接需要和目的的各种技能和技巧,反对以训练的方法获得那种孤立的技能和技巧;以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反对为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作准备;以熟悉变动中的世界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4](P.347)以生物化、生活化的活动教学代替传统的课堂讲授;以儿童的亲身经验代替书本知识;以学生的主动活动代替教师主导。即以“现代教育”的“三中心”代替“传统教育”的“三中心”。
杜威的教育理论有深远的影响,此后的许多教学制度与方法,如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综合课程、单元教学等都与杜威的教育理论有密切的联系。然而,“现代教育”理论毕竟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也引发了多方面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失业工人剧增,美国社会动荡不安,要素主义创始人巴格莱惊呼:“正当国内外情况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美国教育竟然意外地软弱无力,这是特别不幸的。”[6]要素主义教育家认为,由于实用主义教育的盛行,学校教育普遍忽略系统的书本知识教学。实用主义强调的儿童中心、从做中学、经验为主以及设计教学等,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育质量,使学生纪律松散,学校管理混乱。改造主义、永恒主义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教育进行了批判。
对进步教育(“现代教育”)的批判可归结为以下两大方面:(www.xing528.com)
以活动代替课堂教学,破坏了学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巴格莱认为,进步教育由于过分强调儿童的兴趣、自由发展、目标需要和个人的经验,降低了教育质量,并对美国的民主社会起了削弱作用,主张重新恢复学校教育在传授系统的文化知识方面的地位。科南特、里科弗等要素主义教育家认为苏联“卫星事件”对美国的打击不仅在国防方面,而且更在科技和教育方面,归根结底是对教育的严重挑战。
强调“儿童中心”,削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育的主动权应该在教师而不在学生。要素主义者不同意进步主义者倡导的“儿童中心主义”,认为必须恢复教师的“权威地位”,使教师把握教育的主动权,长远的目标和努力比眼前的需要和兴趣更重要,种族的经验比个人的经验更重要,学生的兴趣和目的应该由教师来改造和发展,儿童的发展必须依赖教师的引导、教育。改造主义的代表布拉梅尔德认为,进步教育是拖拖拉拉、没有效率的教育,对教育提供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靠这样的教育是不能克服“时代危机”的。
50年代以后,在一片批评声中,进步教育运动开始走向低潮。伴随着1955年“进步教育协会”的解散和1957年该会刊物《进步教育》的停刊,进步教育运动宣告结束,进步教育思想走向衰落。此后“传统教育”便有所抬头。当然,进步教育的许多精神并未衰落,其中许多主张现在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成为一些国家教育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论争,构成了现代教育发展的轨迹,“现代”对“传统”的批判,并不说明“传统教育”一无是处。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毕竟是当时教育学发展的顶峰。康纳尔在谈到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时这样说道:“它们有助于形成几代教师的思想与实践”,“它在二十世纪教师的课堂习惯中留下了恒久的积淀物,他们的许多人或许一直是赫尔巴特主义却并不自觉。”[7]当然,“传统”的抬头也并不表明“传统”对于“现代”的战胜,更不是对现代的全盘否定,它只能说明在“现代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发展和完善,从而有利于我们找到现代教育发展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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