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学的观点和理论问世已经有近百年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教育管理学说的称谓一直使用教育行政学。(注:安文铸:《现代教育管理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在英文中,管理用词一直是administration,而非management。后来才产生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管理学,而教育行政学只是作为教育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这说明在历史上,应用行政的原理和方法进行教育管理决策的研究和实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现在许多教育决策者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沿用着这一定势。
效率和效益不是一个新的管理决策理论问题,它是20世纪初伴随着科学管理的产生而被提出来的,是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研究一下管理思想史,会发现科学管理产生的主要动因是对管理效率现状不满,由此产生了新的管理决策效率的要求和愿望。科学管理的奠基人泰勒(F·W·Taylor)认为,很多工人做工时在“磨洋工”,在工作时间内远未尽其所能;管理人员没有科学管理的规划,仅凭经验行事,纪律涣散;工厂中劳资关系紧张,充满敌对情绪,相互不协作。归根结底,工厂管理效率低下,急需寻找一种每个工人从事劳动的“最佳方式”和工厂管理工人的最有效率的方法。法约尔(H·Fayol)在对管理过程研究后认为,成功的管理人员如想保持较高的管理效率,必须在工作中遵循经过验证而行之有效的管理原则,他列出了实行分工和专业化、给管理人员权力等14项管理原则。现代管理科学更是为提高管理决策效率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管理活动,特别是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管理活动最大程度地数学化和模型化,增强了管理活动的客观性、规律性、必然性,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过去,美国一般把“行政”理解为对于工作的科学管理和讲求实效。(注:刘文修:《关于教育行政学问题》,《教育科学参考资料选编》1981年第9辑。)认为,“行政”主要是调整组织机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的因素,从而有效地达到提高本部门的工作质量。后来这个概念有所变化,但核心内容依旧。“现代行政学之父”,德国法学家、社会学家施泰因(L·V·Stein)始创的教育行政管理理论认为,教育是国民的公共事务,只能由代表国民一般权利的国家来干预,教育行政学就是研究国家通过行政和立法干预教育的管理和内容、依据和界限的科学,他的教育行政的法律适应性原则是最有影响的观点。韦伯(M·Weber)也在早期实际运用了教育行政的概念,(注:吴秀娟、张济正:《探析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其基本观点是,提高行政效率,必须根据人类行为的理性标准开展活动。任何理想的和严格的教育行政包括:有层次的组织,功能的专门化,规定人员的能力与资格,有一定的档案记录以及行为准则五种元素。后来,博比特(F·Bobbitt)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教育管理上来,提出为提高学校教育行政效率,应确定学生的理想标准,规定学校生产的方法,教师的必备资格,提供教师明确的工作准则。显然,以上这些教育管理理论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规范管理决策行为,调动组织自然机能的发挥,追求效率。具体行为是必须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规则、恰当的强度、恰当的顺序完成恰当的事情。以上这些理论都是从组织内部出发看问题的,并且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管理决策。
在现实的管理决策中,我们也经常听到看到“管理就是服务”、“领导就是服务”等表达。这些表达除了作为口号和宣传的意思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管理决策者应该通过即时服务,满足“客户”的现实需求。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这种需求来自组织外部;二是决策者应该即时提供服务以满足这种需求。这样,“服务”在管理学意义上,就是通过外界对组织的需求,调动组织机能的发挥,追求效益。(www.xing528.com)
行政决策强调规范和标准,但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其规范和标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一旦规范和标准发生变化,行政决策机能的发挥将会受到牵制,所追求的效率必将受到影响。同理,“客户”的需求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旦发生变化,即时的“服务”所产生的效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行政决策产生的效率不能超越标准的稳定,它产生的只能是短期效率;即时“服务”所产生的效益也不能超越“客户”需求的稳定,它只能产生短期效益。、
社会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一套规范的标准和“服务”方式的适用期在逐渐缩短。社会上一些经济组织效率和效益波动不定,导致其迅速发迹与迅速衰退,用这个模型就可得到解释。当然,由于教育功能具有迟滞性的特点,在短期内结果不易显现。但可以认定,如果标准和“服务”方式不根据形势进行适当的调整,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产生破坏性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用这个模型的局限性,认识到这个模型只能给教育组织带来短期效率和短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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