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中国目前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关键期，多年来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进入了高消耗、高污染的风险社会，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性因素。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以来就形成了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十七大明确地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十八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放在突出地位。恩格斯的自然观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在反思和概括19世纪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状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开放性、科学性的生态理念，能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今天依然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的自然观以“自然的报复”揭示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破坏作用，警醒人们要充分认识生态危机的危害，指引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培养、提升公民的生态意识。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人们把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库，随意挖掘、使用自然而不考虑自然的承受力，破坏生态平衡，遭受自然报复，“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7]。在恩格斯看来，自然对人的报复不仅使人类已获取的成果消失，而且使人类丧失自由。人在自然界之外支配、统治自然，自然同样会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人类。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一定要谨记恩格斯的“自然的报复”的观点，树立生态意识，强调人是有意识、有责任、有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从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未来优先性的生态化思维方式出发珍爱自然，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

恩格斯的“两大和解”观点启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恩格斯的自然观揭露了造成生态危机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根源，指出资本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本性令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最高利润，而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无视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利润为出发点的制度，在崇拜利润的前提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使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恩格斯指出，要解决环境污染、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单靠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行变革，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就是消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只有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长远的、共同利益的统一，才能与那种以追求个人的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彻底决裂，才能在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的统一计划下协调地配置生产力，扬弃自然界的直接性，把自然界变成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自然界，实现对自然界的真正的、现实的占有，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观指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才能消除个体利益的对抗、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通过自由联合体的共同劳动能“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8]，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恩格斯的自然观指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在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保障每个人公平地享有生态权益。

恩格斯关于人应预见自身行为引发的较近或较远的自然、社会影响的观点，启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变革自然时重视短期效果而忽视长期效果，“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9]。人对自然界每一次野蛮的征服都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10]。人们在最初实施变革自然的活动时确实能取得所要的结果，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却会使先前取得的一切结果都消失，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而毁灭了森林，导致这些地方在今天成为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把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毁掉了高山畜牧业的根基，使这个地区受到旱灾和水灾的困扰，充分说明了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是经过多种因素复合积累后形成的，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恩格斯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短暂胜利，应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学会预测自身行为对自然或近或远的影响，避免“竭泽而渔”，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在恩格斯看来，人对自身行为的长远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经验的过程，要依靠人的实践的不断发展。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11]。今天生态环境的破坏较之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呈现出复杂性、全球性特征，并牵涉高新科技等新的因素，人们预见自身行为的长远影响更加困难。一方面，人对自身行为的长远影响的预见本身就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减少自然的报复，人类必须学会预见自身行为的长远的影响并根据这种预见支配、调节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复杂性、滞后性、不可逆转性和难以修复性的特点。这启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发展经济，也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要做到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统一。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性地坚持和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工业文明主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为二元对立，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到剑拔弩张，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可以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过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12]。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引发人们反思工业文明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带来了全球性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生态文明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融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就要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倡导人类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把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视为实现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科学发展观提出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出发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新和丰富了恩格斯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科学发展观从“自然—人—社会”的有机整体出发，阐明了人与自然、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考虑恩格斯提出的两大和解，“‘人同自然的和解’指的是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也就是如今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而‘人同本身的和解’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问题。一边是天人关系，一边是社会关系；一边是自然史，一边是社会史”^[13]。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兼顾”作为发展方法，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科学发展观坚持恩格斯的自然、人、实践辩证统一的自然辩证法，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人在实践中尊重自然规律，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未来的统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人，指出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基于人的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在实践中将自然纳入人类历史之中，一方面发展自己，一方面认识、改造自然，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将和谐社会的建设视为一个事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与恩格斯的构想相契合，继承和创新了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恩格斯的自然观。

恩格斯的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历史趋向的阐述启示我们构建中国的生态文明要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加强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危机，也会促使交往范围从一国一地逐渐扩大到多国多地，带来世界市场的形成，让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变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4]。尽管恩格斯没有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趋向，但资本主义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原本局限在一国一区的环境问题逐渐蔓延到多国多地直至全世界。现今的生态危机已超出了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共识、共同努力。

【注释】

[1]［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页。

[2]［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1页。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

[4]佘正荣：《生态智慧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www.xing528.com)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54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12]［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5～176页。

[13]广州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