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环境问题的恶化,使人们更重视那些发现自然的价值、对环境有利的思想,“在最近一些年里,要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涉及到‘生态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突然以一种即使在我们这个已被打上科学印记的时代也是极不寻常的方式应邀登场,来扮演一个核心的理智的角色。……简直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生态学时代’了”[1]。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学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环境污染也还未能成为全球的生态危机,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生态”这一词语,不可能对生态作详尽的论述。但恩格斯的自然观基于实践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人、自然及社会理解为一个统一体,揭示了人、自然、社会这个有机统一体的各部分之间是有机联系和动态平衡的,论述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表明恩格斯的自然观有丰富的生态意蕴。
国内外学者对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否有生态意蕴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一,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生态意蕴。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认为,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到了被利润动机驱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却忽略了揭露消费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失去了效用。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缺乏对文化和自然的探讨,存在着生态学的“理论空场”,需要将社会劳动和文化、自然结合起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文化、自然维度。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关注环境污染是想把人们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中拯救出来,在恩格斯那里“无法找到多少对保护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2]。
其二,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生态意蕴。美国学者霍华德·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环境保护》一书中从人、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上认为恩格斯早在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之前就已经对生态学有了自己的理解,摘录了恩格斯有关环境、自然的论述,回应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恩格斯对生态和进化问题都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包含着生态学的真知灼见。但是,有人认为,……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完全忽视了发展……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要么走向反生态之路,对自然的研究没有任何重要贡献。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恩格斯的思想对生态学发展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19世纪”[3]。国内学者认为,恩格斯揭露了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态污染问题,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提出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最终要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主张正确处理社会、人口、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条件,“如果拿他们的著作中所论述的生态思想来对照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形势,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无愧为人类生态学产生之前的伟大的生态思想家”[4]。总体看来,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生态意蕴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把自然视为人的劳动资料,会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成对环境的破坏;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观有生态意蕴的学者认为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环境污染的现实,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结合上探讨了解决环境污染的路径。
恩格斯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人对自然具有能动作用、能与自然协调发展。从生态学视角看,自然界是一个由多种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组成的、有错综复杂联系的世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恩格斯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在自然界中并且和自然界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强调,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存在着和谐与冲突,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和谐,“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5]。在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由不同层次的生命及其相互关联构成的,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一样都是一个存在链条上的环节,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物都在大自然中通过冲突与和谐的形式同自然、其他自然物发生联系。与其他自然物不同,人能通过实践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使人和自然界万物的自组织进化活动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关系,达成生态平衡。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可协调发展的观点既承认自然界相对于人类社会及人类实践的优先地位,又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强调人应遵循自然规律、合理控制自身的行为,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同正确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结合起来,蕴含保护生态自然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并重的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思想。(www.xing528.com)
恩格斯的自然观指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与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密切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理解实践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和桥梁作用,看不到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割裂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错误地引导人们站在自然之外毫无顾忌地支配自然、战胜自然,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恩格斯以人、自然、社会辩证统一的关系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片面性,使人以实践视角和辩证思维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动态的有机整体,认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控制自身的行为,遵循自然规律,协调自然生态系统同社会生态系统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恩格斯的自然观在批判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基础上强调人认识、分析和处理生态问题时不要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对立人与自然,而要用辩证思维方式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恩格斯的自然观用实践视角和辩证思维方式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新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认知方式,与生态学把自然界描述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相一致,蕴含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
恩格斯的自然观透过人与自然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结合起来,创新性地提出了两大和解。从生态学视角看,生态系统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界是其中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恩格斯的自然观揭示的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实质上是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蕴含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更是由实践产生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结构中的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实践活动而产生动态的变化,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趋向更高层次的统一。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人在社会中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受上一代人的一定生产力总和(包括人对自然的改造成果)的制约,人“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制约社会生态系统,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反过来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系统也反过来制约着自然生态系统。恩格斯的自然观揭示了实践基础上的人、自然、社会的辩证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解要依靠人与人的和解,把生态环境问题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展现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统一,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的自然观剖析了生态危机的制度因素,指出共产主义制度是实现生态文明的保障。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生活环境恶化的现实,指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支配生产的是交换所能获取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利润而从事生产,对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熟视无睹。恩格斯指出不变革这种获取短期利益的生产方式就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化的联合体将依据共同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处理人与自然、人、社会的关系,实现人对自然界的真正占有和人的解放。恩格斯的自然观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控制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社会的相互协调发展,蕴含着解除生态危机的制度创新,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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