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自然的产物。恩格斯在考察古生物学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并不是自然界从来就有的，“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54]。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能够意识的人脑是由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进化而来的。意识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从自然界之外发生和突然降临的与自然界相分离的存在，而是物质普遍具有的反映特性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化的结果。从动物心理发展到人的意识，是与从猿到人、从猿脑到人脑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一起完成的，与自然界的规律性发展方向相一致。“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55]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验论时用原则和实际的关系说明自然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56]。自然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原始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57]。恩格斯从意识产生的物质前提出发承认自然界是意识的真实基础，肯定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提出从自然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即“自然界、社会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而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运动的辩证规律的反映”[58]。
恩格斯指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能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自然界的进化形成了能产生意识的人脑，为意识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并不必然产生意识。意识是人脑在反映外部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59]。实践是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在实践中，人发展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如情感、智力等。恩格斯结合数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指出，意识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求才产生的”[60]。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61]。由人的实践需要产生的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即“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62]。恩格斯认为，人的意识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63]。也就是说，人要达成对自然界的正确反映和认识是极端困难的，必须经由人的长期的实践才行，“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4]。在恩格斯看来，人对自然的意识都来自实践，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65]。恩格斯以意识产生的实践动力为由阐述意识的能动作用，揭示意识对人的实践、自然界的反作用，指出自然界和意识之间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指出，意识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历史性，其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与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66]这就是说，人的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方式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67]。当人“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面前还无能无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68]，把自然界当作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69]。在恩格斯看来，人在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带有动物的性质，形成的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70]。随着人的实践形式的发展，人的意识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自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实现真正的分工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1]。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对自然的意识逐步走向科学化，形成了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等学科，“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72]。恩格斯强调，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以实践为中介，与特定阶段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随着人的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们愈益认识到并逐步实现自身与自然的统一、自然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www.xing528.com)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然和意识关系的观点是在形而上学的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机械反映论，否认了主体的能动作用。格奥尔格·卢卡奇以分析李凯尔特的观点为据，指出恩格斯的反映论同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样都是基于意识和自然的僵硬对立上的，是不可能成立的，“李凯尔特有一次把唯物主义称作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只要思维和存在还保持着它们古老的固定不变的对立的话，只要它们在它们自己的结构中及在相互关系的结构中仍保持不变，那末认为思维是头脑的产物和因此是和经验的对象相一致的观点就同回忆说和理念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神话。……因为那样所能得到的不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就是反映论的改头换面的重新出现而已”[73]。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看来，一切反映论都未将实践视为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基础，缺乏一种历史思维，只用直观的方式去看待自然和意识的关系，“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74]。阿尔弗雷德·施密特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只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没有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只关心自然现象的变化，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看成是被动的反映，“关于把认识素朴地表述为模写就不值一提了，这种认识使意识与对象互相间完全对立，无视实践对于对象的构成作用。对象的世界不仅是必须模写的自在，大体上也是社会的产物”[75]。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看来，恩格斯不是从实践角度分析自然和意识的关系，而是将人对自然的认识看成是对自然的机械反映，是一种纯粹客观主义的立场，“鉴于恩格斯的客观主义其本身已是非辩证法的，所以他的关于自然的运动规律是机械的还是辩证法的这个问题，是从经验哲学角度提出来的”[76]。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对恩格斯说来，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现实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概念‘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77]，但这一认识论“将认识看成是对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过程的反映，把离开实践作用的纯粹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78]，违背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诺曼·莱文认为恩格斯把意识当成是自然的复制品，只是自然的摹写，以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对待自然和意识的关系，“创造了一个两极化的认识论世界。意识和物质是截然分开的实体。这两种力量之间没有混合、没有相互渗透、没有融合”[79]。这些学者大都忽视自在自然对人化自然的优先性，将恩格斯的观点视为一种离开实践的、直观的反映论，苛评之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
在自然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如果否定思维、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那就会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跟机械反映论划清界限。如果夸大思维和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思维和意识可以脱离客观物质世界，可以脱离人的实践，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东西，那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80]。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恩格斯对自然和意识关系的揭示是同分析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戴维·佩珀认为，帕森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突出每一个生产模式都有一个具体的与自然相处关系模式的先后次序……新石器时代：自然就像一个母亲，神圣不可侵犯，拥有向‘孩子’即社会分配善和恶的权力。奴隶占有制：自然就像一个超自然的暴君，武断地分配低等的人和物，并奖惩奴隶。封建制：自然就像一个结构紧密的等级链条，每一个连结都是相互依赖的，有机地改变但维持等级制。资本主义：自然是一个缺少内在价值、目的和精神的原子论机械系统——它的价值被交换法则所控制”[81]。在戴维·佩珀看来，自然是社会的自然，人对自然的意识自然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认识是不同的。正是随着人的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通过改变自然和制造产品，我们把我们自己变成了能够欣赏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比如房屋、机器和艺术的审美的动物。我们发展了我们的主观意识——比如我们的感情和情绪。因而，‘这种辩证法变得十分清晰，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发展的人类意识也是如此’。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智力意识。随着我们对自然的改造，我们开始为了更有效地和有用地改造自然去了解自然规律。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发展了我们自己的智力”[82]。随着人们对自然之谜的揭示日益全面、深入，自然和意识也将趋向更高的统一。那些对恩格斯的观点持苛评意见的学者都未能坚持自然和意识关系问题上的物质前提，“以‘实践’消解‘自然’的原本性”[83]，无视自然的优先性，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