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起源和自然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过程。人类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是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自然观主张“上帝造人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上帝造人说”。达尔文系统地考察了人类形成方面的自然史，论证了人类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上帝所造，而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高等动物即类人猿进化而来。恩格斯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3]但是达尔文并没有揭示由猿到人、自然到人类社会的飞跃机制，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人、人类社会的形成问题。恩格斯基于实践的观点详细论述了这一转变过程，揭示了从猿到人、从自然到社会的转变的基础和机制。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14]。从高等动物即类人猿进化到人，首先是由于劳动使猿类的不发达的手逐渐变成了人手，使人有了能够从事劳动的专门器官。“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15]。在生产中，因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提出了交流信息的需要，由此逐步形成了语言。“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16]。随着脑的发育，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地发育起来，“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17]。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使人同类人猿最终分离，形成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18]。人及人类社会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要了解人和人类社会，首先必须了解人类实践的本质。
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认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9]。这为全面揭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提供了条件。恩格斯结合古生物学的研究进展，认为人是动物的一种，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20]。从动物到人“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21]。这意味着人有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器官，有了与动物不同的活动方式并产生了与动物不同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22]。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23]。不过，动物也能通过它们的躯体采取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方式进行生产，但只是简单地利用外部自然界，“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24]。在恩格斯看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更多地体现在他们与自然的不同关系上，即人的生产同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恩格斯比较了人同动物的生产、人同动物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现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25]。恩格斯指出，动物的生产不存在超越自然所规定的物种的活动，要了解动物只须了解它的物种；人尽管同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但人的生产来自自然又超越自然，从支配自然的目的出发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6]。这正“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7]。(www.xing528.com)
恩格斯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能通过实践使自然界为人的目的服务，但人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对自然界进行统治，否则会遭受自然的报复。“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28]，人作为生命的最高级形式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也是自然界产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9]。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具有优先地位，但人要生存生活，必须实践。自然界作为实践的对象是在实践之前出现的、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实践的首要的物质前提。人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改变着外部世界的自然形态，并给它们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以新的面貌重新产生出来，日益“人化”。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是人类实践的前提、对象和结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暂时性环节。随着实践的发展，人化自然界会进一步人化，人也日益依赖自然界，但这不能消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使自然界成为人的附属物。人及其实践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否则大自然就会对人类的盲目实践进行“报复”，使某些“人化自然”被毁灭。人们实践得越多，越会发现人与自然的一致性，认识到“既不存在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自然，也不存在与自然相分离的社会历史”[30]，“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31]。这说明自然界的人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持续和往复发展的过程，其根本趋势是人类与自然界不断走向更高的统一与和谐。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单靠认识是不够的，必须变革生产方式，而这只有在人的积极主动的实践中达成共产主义，“人们才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才能自觉地去支配和调节生产活动所引起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也只有到那时，人类才能最终地不仅在物种关系方面，而且也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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