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工之地域與刻書地點並不總是一致的，多數情况下刻工在本地刻書，二者一致；少數情况下，刻工去外地刻書，二者不一致。就嘉靖本而言，刻工跨地區流動比較頻繁，不同地區刻工合作刻書的情况也屢見不鮮，增加了版本鑒定的複雜性。因此在使用刻工進行版本鑒定時，必須對不同時間以及不同地區的版刻風格有充分的瞭解，切實做好實物分析，這樣才能儘量避免失誤。
一般來説，只有來自刻書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技術比較高超的刻工才會被招募到外地刻書。在嘉靖時期，這樣的刻工群體主要有蘇州刻工（有時包括臨近的常州刻工）、福建刻工和徽州刻工。這三個地區的刻工經常被招募到外地，與當地刻工合作刻書。這種兩地或多地刻工合作刻書的現象也説明合作刻書是刻工流動而不是將書拿到外地刊刻。
蘇州刻工首先是在省内（南直隸）各地刻書，如南京應天府、揚州府、松江府和寧國府等。蘇州良工袁電、陸宗華、徐敖、李潮等參與刊刻嘉靖八年（1529）至九年（1530）南京國子監本《前漢書》，大約十年後，袁電又參與馮天馭本《文獻通考》在南京的刊刻。徐敖曾參與嘉靖十六年（1537）陳蕙本《廣文選》在揚州的刊刻。陸宗華曾參與松江府何氏清森閣本《何氏語林》的刊刻。蘇州寫工計文卿曾參與嘉靖本《寧國府志》的刊刻。
蘇州刻工在省外的刻書，主要集中在浙江、山東、福建和江西，此外河南和湖廣的藩王刻書也出現了蘇州刻工的身影。蘇州刻工在浙江刻書主要集中在杭州、台州、温州等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四年（1545）浙江提學副使孔天胤在杭州刊刻諸書，爲了使其刻書“精類宋籍”，特地從蘇州招募沈恒、吴應龍等六名寫工，袁電、陸宗華、李潮等數十名刻工，開局刻書，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其後嘉靖四十年（1561）浙直總督胡宗憲在杭州刻《歷代史纂左編》也使用了蘇州刻工郭昌言、郭昌期、章循等。嘉靖二十一年（1542）台州知府王廷榦在台州刻《赤城夏先生集》用蘇州刻工陸榮、馬龍、馬恩等。嘉靖四十年温州知府宋守志等在温州刻《歷代文選》用蘇州寫工吴曜等和蘇州刻工黄周賢、章儒等。浙江使用蘇州刻工論地域之廣和影響之大，在外省中都是排第一位的。
蘇州刻工在山東刻書所見有濟南和青州兩地。濟南有嘉靖四十三年（1564）山東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用了蘇州寫工吴曜、李澍、錢世傑和刻工夏文祥、章循、李炤等。還有德藩（封地濟南）最樂軒刻本《前漢書》使用蘇州刻工章亨、章聰、李清、李受等。青州所見蘇州刻工刻書主要是青州知府杜思及其幕僚四明薛晨所刻《三輔黄圖》《青州府志》諸書，用蘇州刻工章循、章松、夏文祥等。還有衡藩刻《事親述見》，寫、刻均由蘇州李炤完成。蘇州刻工在福建刻書主要是嘉靖後期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所刻經史諸書如《五經集註》（《周易傳義》《書經集傳》《詩經集傳》《禮記集説》《春秋四傳》）《四書集註》等，用了蘇州寫工吴應龍、龔士廉和刻工夏文祥、黄周賢、章循等。
江西用蘇州刻工所刻之書有嘉靖四年（1525）江西巡按御史秦鉞刻《慈湖先生遺書》，刻工爲蘇州章景華。嘉靖四十四年（1565）江西提學僉事何鏜刻《澗濱先生文集》，寫工爲蘇州尤錫第。河南用蘇州刻工刻書的主要是趙藩，如其所刻《資治通鑑綱目》用了蘇州刻工李炤、章松、夏文祥等。湖廣由蘇州刻工刻的書是遼藩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種蓮歲稿》，由蘇州章仕兼任寫工和刻工。
蘇州刻工去外地刻的這些書，版刻風格絶大多數屬於蘇式本，而且多是非常典型的蘇式本。從内在原因來説，鑒賞宋本的風氣從蘇州文人收藏圈流傳開來，受到士大夫如孔天胤等人的追捧，正是因爲蘇式本最像宋本，才會有那麽多人希望刻出蘇式本，因此紛紛招募蘇州工匠刻書。從蘇式嘉靖本的發展來看，這正展示了蘇式本向蘇州以外流傳的路綫和過程。
在版刻風格方面，這些版本中有一個例外是嘉靖四年（1525）秦鉞刻本《慈湖先生遺書》[19]，雖然請來蘇州工匠章景華操刀，但這部書的字體仍然是舊式的，略近建陽式，而不是像其他版本一樣是蘇州式。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在時間上，此本刻於嘉靖初年，蘇式本還處在初步發展階段，在全國範圍内還遠没有達到流行的程度。二是在地域上，此本刻於江西，當時的蘇式本基本影響不出蘇南的蘇州、常州及其附近的三四個府，離江西尚遠。三是從工匠來看，此書寫工藍糾爲江西高安縣人，非蘇州寫工。這也許可以説明主事者無意在形式上模仿蘇式本（也是此風尚未大行），請來蘇州工匠章景華，也只是因爲他是技術熟練的良工，而不是因爲他善於刻蘇式本。
福建刻工外出刻書地區主要集中在江西、浙江和廣東。在江西刻書的如嘉靖四年（1525）刻本《鉛山縣志》，由福建刻工蔡澄、曾華、劉友、范元升等所刻。浙江的嘉靖十八年（1539）浙江巡按御史傅鳳翱杭州刻本《皇明詔令》、嘉靖十八年麗水縣知縣鄭臨等刻《重訂丹溪先生心法》、嘉靖二十二年（1543）處州知府李冕刻本《歐陽文集》，都用了大量福建刻工，如葉再興、艾毛、余添壽、吴善等。麗水爲處州府首縣，處州府毗鄰福建建寧府（轄縣有建陽縣），使用福建刻工比較方便。而杭州與福建的距離要遠大於杭州與蘇州的距離，杭州刻書卻使用了福建刻工，這一方面説明福建刻書業的發達及其巨大影響力，另一方面也説明此時蘇式本在杭州的影響力可能還比較有限。福建刻工參與廣東刻書的情况，如嘉靖三十年（1551）廣東巡按御史蕭世延新會縣刻本《白沙先生全集》用福建刻工許達、江盛、吴善等，嘉靖三十年廣東提學副使張希舉廣州刻本《梓溪文集》用福建刻工許達、江盛、詹二等。
福建刻工參與的外省刻本，版刻風格比較複雜多樣，不像蘇州刻工那樣單一。如嘉靖四年（1525）所刻《鉛山縣志》和嘉靖十八年（1539）刻《重訂丹溪先生心法》是建陽式風格，嘉靖十八年刻《皇明詔令》的風格有些雜糅建式本與京式本。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歐陽文集》已經帶上很明顯的蘇式本風格，嘉靖三十年（1551）刻《白沙先生全集》和《梓溪文集》近於蘇式本風格。總體趨勢是隨着時間推移，建式本風格的書越來越少，蘇式本風格的書逐漸增多。
徽州刻工在南直隸省内比較多地出現在南京刻本中，比如嘉靖八年（1529）至九年（1530）南監本《前漢書》、馮天馭本《文獻通考》，參與者有黄琰、黄銑等。徽州刻工參與外省刻書的，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西等省。浙江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至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杭州刻本《資治通鑑》，有黄銑、黄錠等；嘉靖元年（1522）金華府同知張齊金華刻本《王忠文公文集》，有黄龍、黄瑾等。嘉靖三年（1524）淳安縣刻本《淳安縣志》，余坤序云“募工於徽”，召集了徽州歙縣刻工黄仕瓏、黄仕琳、黄仕琢、黄仕琯、黄時錠等。江西如嘉靖五年（1526）刻本《廣信府志》，有黄龍、黄琢等。徽州刻工的外省刻本版刻風格也不統一，其變化規律與福建刻工外省刻本變化規律類似，大致早期爲京式本風格，如嘉靖三年刻本《淳安縣志》，字體純然爲京式本字體。嘉靖五年刻本《廣信府志》也是如此。嘉靖八年至九年南監本《前漢書》則介於京式本和蘇式本之間，大概因徽州刻工與蘇州工匠一起合作，受到了影響。約刻於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的馮天馭本《文獻通考》則完全是蘇式本風格，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孔天胤刻本《資治通鑑》也是如此。只有嘉靖元年刻本《王忠文公文集》情况有點特殊，風格比較雜糅，字體略方正，横畫收筆頓點特别突出。
蘇州、福建、徽州三地刻工外出所參與的主要是士大夫主持的官府刻書，蘇州刻工參與的還有藩王刻書。這類刻書有些共同特點：一是刻書主要不是爲經濟利益，所以刻得相對比較認真；二是刻書者一般經費等方面比較寬裕，所以才能請得起外地刻工。三地刻工所刻版本風格各有特點，需要根據刻工、時間和地域等情况綜合考慮。
【注释】
[1]關於此書版本詳細情况可參看廖明飛《〈儀禮〉注疏合刻考》（《文史》2014年第1輯）、李開升《〈儀禮注疏〉陳鳳梧本、汪文盛本補考》（《文史》2015年第2輯）。
[2]《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第一條著録此本版本亦誤作明弘治九年（1496）周木刻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可以爲證。
[3]這裏“翻刻”指將原刻本内容以行款一致的形式重新刻版。詳參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第19頁。
[4]葉瑞寶《明萬曆徐時泰東雅堂刻〈韓集〉辨證》，《江蘇出版史志》1992年第2期。(www.xing528.com)
[5]明范允臨《誥封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芝石徐公行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1册影印清初刻本《輸寥館集》卷五，第318-321頁。
[6]《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第2052頁）、《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01044號）著録世綵堂本均作白口，蓋細黑口黑綫過細且經磨損，不易辨認。《中國版刻圖録》第1册第15頁作細黑口。《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第2052頁）著録東雅堂本亦因此而誤作白口。
[7]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録》卷四，第141頁。
[8]臺北故宫博物院藏一部（書號故善003969-004008）作宋淳熙間廣都裴氏刊本，行款版式皆同，字體亦多有相似之處，當即袁氏所據底本之版。
[9]《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9246號著録此本作“明楊鑨九洲書屋刻本”。按此本目録首葉鐫“大明嘉靖辛卯晉陵楊鑨重刊”，則當刻於嘉靖十年（1531）。此目不取嘉靖十年，或因楊鑨本之底本安國本此處鐫“大明嘉靖辛卯錫山安國重校刊”，故疑“辛卯”不可信。實則安國本刊於無錫，楊鑨本印於武進，兩地毗鄰，且地處文化和出版極其發達的蘇常核心地區，同年翻刻，亦非不可能，在没有發現相反證據之前，當可信據。楊鑨生平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
[10]温州市圖書館藏一部，卷端“錫山安國校刊”六字被割去紙條一截，而鈐以“陶九成藏書印”等僞印掩蓋之，卷首嘉靖十年（1531）秦金序被撤去序末署有時間的部分，蓋用以充宋刻。臺圖亦藏一部（書號07786），用同樣手法割去卷端刊刻人姓名，將卷首嘉靖十年秦金序撤去。
[11]此種印本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02669）、浙江圖書館藏本兩部（書號善006295、SBC0258）、臺圖藏本（書號07792）。其中浙圖藏本（書號善006295）目録中“大明嘉靖辛卯晉陵楊鑨重刊”十二字被割去，蓋滅去時間，以充宋本。
[12]此種印本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09835）、台州市黄巖區圖書館藏本（書號善00062）、浙江圖書館藏本（書號善003408）。
[13]此種印本有浙江圖書館藏本（書號善003407）、天一閣博物館藏本（書號朱8437）、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書號AE3．C48）。
[14]此本刻工葉再興、葉壽、余堅、余清、陸旺等多爲嘉靖間福建刻工，又《古今書刻》卷上福建福州府學刻書有《宋史新編》，疑即此本。嘉靖三十六年（1557）爲此書序跋中所署最晚的時間即康大和序的時間，嘉靖四十三年（1564）爲杜拯刻本時間，而杜拯本乃從此本翻刻。此本有國家圖書館藏本兩部（書號04312、08808）、天一閣藏本三部（書號善560、善562殘、善565殘）、浙江圖書館藏本（書號善001005）、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書號T2665／4227）等。
[15]此本上海圖書館（書號綫善T338436-99）、復旦大學圖書館（書號2088）、天一閣博物館（書號善563殘）、臺圖（書號01601）等有收藏。《續修四庫全書》第308册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定此本爲“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杜晴江即杜拯，晴江爲其號。
[16]此本刻工多江西人和鎮江人，各署“江右”“吉安”或“京口”“正（鎮）江”。其刻工余六、余迎、姜俸（奉）、郭相、付高、鄒興、陸鑰等參與所刻之書多爲嘉靖晚期至萬曆初年刊版。此本天一閣博物館（書號善561殘）、臺圖（書號01600）等有收藏。
[17]《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1236號著録作“明趙府味經堂刻本”，不言嘉靖。按此本版心上鐫“味經堂”，在《詩緝清濁音圖》末又鐫“趙府刊於居敬堂”，則味經堂即居敬堂，當爲趙康王朱厚煜之堂號，朱氏卒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又其所刻《資治通鑑綱目》等書亦在嘉靖時，故此當亦爲嘉靖本。
[18]如《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01318至01320號所收《詩緝》書影，版本著録作“明趙府味經堂刻本”，實爲聽彝堂翻刻本。
[19]《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8册第64頁收録山東省圖書館藏本，著録作“明嘉靖四年秦鉞刻本”，此書明顯爲萬曆版刻風格，其刻工鄒天爵曾參與刊刻萬曆三十一年（1603）張鼎思刻本《路史》，鄒傑曾參與刊刻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古史》，故當爲萬曆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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