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工作爲版本鑒定的依據，從屬性上來看，屬於文本（文獻）性證據，而非實物性證據，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過。就實物版本學而言，文本性證據與實物性證據的最根本區别是，文本性證據得出的結論，需要經過實物性證據的檢驗才有效。换句話説，文本性證據不能獨立得出結論，實物性證據則可以。舉例來説，文字内容的正誤是無法直接判斷兩個本子的先後順序的，後面的本子既可以改正前面本子的錯誤，也可能帶來新的訛誤。兩本的先後，需要實物性證據來證明。而如果兩個本子中甲本的斷版，乙本都有，且乙本斷口更大，並有新的斷版，則可判斷甲、乙同版且甲本刷印時間早於乙本，無需藉助文本方面的證據。這是由版本學的實物屬性决定的。具體到刻工問題，一部書上的刻工名，不一定是這部書的真實刻工，因爲這些刻工名可能是從底本翻刻而來的，雖然這種情况較少。因此使用刻工信息鑒定版本，必須結合實物性證據如版刻的時代和地域風格，否則就有可能出現誤判。前人對翻宋本中宋代刻工的翻刻有所注意，而實際上嘉靖本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秦藩刻本《天原發微》，此書由秦藩刊於關中，本無疑問，但因書上出現了徽州虬村黄氏的四名刻工的署名，致使王重民等人對其刊刻地點産生了疑問。實際上這些刻工名係翻刻而來，他們本是底本天順五年（1461）歙西鮑氏耕讀書堂刻本的刻工。
嘉靖六年（1527）建寧府知府張大輪刻本《重校正唐文粹》（下編109）的刻工問題也值得注意。此書所用底本是所謂“蘇州近本”，當即嘉靖三年（1524）蘇州徐焴家刻本（下編024）。此書刻工熊文林、葉再友、葉再生、江元貴、葉天壽、葉毛奴、艾毛等都是比較常見的福建工匠。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還出現了張敖、李受、陸奎、吴鑾、章景華等著名的蘇州工匠，而這些刻工正是其底本徐焴本的刻工。也就是説，此書翻刻了底本刻工名。
這兩個例子説明在使用刻工鑒定版本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刻工題名的文本屬性，需要結合版刻風格等實物特徵進行分析。《天原發微》的底本與翻刻本之間相距已達百年，版刻風格變化比較明顯。雖然秦藩本仍屬於京式本範疇，没有發展爲新的蘇式本，但其字體風格明顯較硬，與底本頗有不同，這是時代對版刻風格的影響所致。《重校正唐文粹》兩本雖然僅僅相距三年，但一刻於蘇州，一刻於閩中，兩者風格截然不同，這是地域對版刻風格的影響所致。(www.xing528.com)
兩書在具體的刻工署名方式方面有些區别。《天原發微》的刻工署名不在版心，而在序跋之後，這跟題在正文卷末類似。這種情况下，刻工題名已經近似於正文内容，翻刻時比較容易隨正文一起翻刻。《重校正唐文粹》的情况與《天原發微》不同，它的刻工名題在版心。但由於既要題本版刻工名，又要帶上底本刻工，於是出現了同一葉版心有兩個刻工名字的情况，如版心刻工“石郎刊”爲福建刻工，“受”爲蘇州刻工李受（圖5-7）。不論版刻風格的可疑還是刻工題名方式的特别，都需要直接考察版本的實物特徵，如果只憑著録或者刻工索引來鑒定，可能比較容易出問題。
圖5-7 天一閣藏《重校正唐文粹》卷二二葉三刻工“石郎刊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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