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以後對嘉靖本的翻刻是對嘉靖翻刻嘉靖本的延續，從實物版本的角度看，大體可以按照時間先後分爲兩個階段，早期的翻刻比較偏重文本内容，一般不會刻意模仿底本的字體風格，畢竟時代較近，當然翻刻中可能會不自覺地受到底本風格的一些影響。大約從清代中後期開始，有些嘉靖本的翻刻本表現出了有意模仿底本字體風格的傾向。這説明對嘉靖本的賞鑒逐漸成爲藏書家和版本學家的愛好。
圖5-5
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直隸提學御史楊宜在應天府學刊刻《性理大全書》七十卷，主要由南京及其附近地區如蘇州等地的寫工、刻工完成，是比較典型的蘇式本。萬曆二十五年（1597），新安吴勉學翻刻此本。我們從字體上可以明顯看出二者風格的不同（圖5-5），前者是典型的蘇式本字體，後者則是萬曆時期流行的字體，翻刻者應該没有刻意模仿原刻本的字體風格，主要看重的是文本内容，因此使用了當時流行的字體。二者時間相距僅半個世紀，刻的又是很實用的科舉用書，刻書者没有賞鑒的需求。
嘉靖趙府味經堂刻本《詩緝》[17]，清嘉慶十五年（1810）谿上聽彝堂翻刻此本，版式行款一仍其舊，天一閣博物館藏楊氏清防閣舊藏一部，書品闊大，白紙精印，儼然明本。趙府味經堂刻本《詩緝》久負盛名，可以明顯看出翻刻者不僅注重此書之内容，而且對其形式也有意追摹。從字體上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圖5-6），翻刻本的字體顯然來自對原刻本的模仿，絶不是嘉慶時流行的字體，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刻工對兩百多年前的版刻字體刀法已經不熟悉了，導致翻刻本字體略有變形，部分失去了原刻本的風神。翻刻本對底本版刻風格的有意模仿，給版本鑒定帶來了困難。翻刻本原有谿上聽彝堂的内封，但許多本子失去了内封，於是常被誤作原刻本[18]。實際上聽彝堂本字體的翻刻特徵仔細辨認還是能够看得出來的。此外，聽彝堂本還有清代避諱，比如目録末葉“玄鳥”之“玄”缺末筆，味經堂本不缺。(www.xing528.com)
圖5-6 天一閣藏
與《詩緝》情况類似而翻刻更加精美的是清道光元年（1821）黄丕烈翻刻嘉靖二十五年（1546）袁褧刻本《夏小正戴氏傳》和清嘉慶十一年（1806）顧廣圻翻刻嘉靖十七年（1538）吴元恭刻本《爾雅》。而翻刻不如聽彝堂本的有清道光元年苕溪邵氏酉山堂翻刻嘉靖二十三年（1544）陸楫儼山書院雲山書院刻本《古今説海》，其卷首顧廣圻序云：“酉山堂主人邵松岩告予曰：‘雲間陸楫儼山書院《古今説海》……厥板已毁，印本日稀。今取原書覆而墨之，悉依其舊，一字不改。’”透出模仿的意思，但其刊刻不够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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