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翻刻宋本的研究及鉴定问题

明代翻刻宋本是學界的熱點問題，而嘉靖翻宋本占了明代翻宋本的很大一部分。從版本鑒定的角度看，從明代以來，區别宋本和翻宋本一直是版本學上的重要課題，是推動宋本研究和版本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故相關研究比較充分。這裏主要從實物版本學的角度對嘉靖翻刻本與版刻風格的關係做些探討。

首先，雖然嘉靖翻宋本以精美且仿真而聞名，但無論嘉靖本模仿宋本的程度有多高，二者在風格上都會有些差異。也就是説，無論底本的影響有多大，翻刻本的版刻風格都會受到時代、地域以及翻刻規律的制約，從而在細微處表現出與底本的差異。這主要是由於時代跨度較大而造成的，長時段對版刻風格尤其是字體風格的影響難以克服，至少在嘉靖時期如此。

嘉靖本中最典型的翻宋本是翻刻宋浙本，例如，有“無上神品”之稱的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嘉靖間有徐氏東雅堂翻刻本。東雅堂本曾被誤爲萬曆徐時泰刻本，實則爲嘉靖徐封刻本^[4]。徐封之父即刻《重校正唐文粹》之徐焴^[5]。東雅堂本有前印本、後印本，後印本版心刻工多被剜去。此後又經多次重修，崇禎十一年（1638）徐封之孫徐元儁補刻約十分之二版片，是爲徐元儁重修本。清代又有清初冠山堂遞修本、乾隆十一年（1746）王金增遞修本，版心刻工及下魚尾多被剜去。存世多爲後印、重修之本，前印本僅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阮葵生、丁晏批注本，其風神較後印者更近宋本。東雅堂本版式、字體極力模仿宋本，堪稱惟妙惟肖，二者版式均爲細黑口^[6]，四周雙邊，雙對黑魚尾，版心上鐫字數，上魚尾下鐫書名、葉次，下魚尾下鐫堂號、刻工。從字體風格來看，二者也頗爲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者字體很相似，然而仔細比較，仍可發現東雅堂本字體較宋本字體瘦長，這是受到了蘇式本風格的影響，與底本出現了偏差。從具體字形來看，筆畫細微處也頗有變形，如“激”字（圖5-1）。鄧邦述云：“宋版譬之漢隸，明刻止如唐碑。姿媚非不勝古，而氣勢厚薄則有時會之殊。”^[7]大概指的就是這種情况。前人稱鈎摹、覆刻原本之至精者爲“下真迹一等”，畢竟還是下了一等。

與這個例子比較相近的是嘉靖元年（1522）金臺汪諒刻本《文選》，其底本爲元池州路同知張伯顔刻本《文選》。在版刻風格上，翻刻比較忠實於底本，與底本字體風格大體一致，但是也受到了京式本字體風格的影響，書寫靈動，筆畫間牽絲較多，猶甚於底本，顯示出京式本核心地區北京刻本字體的特徵，體現了時代和地域對版刻風格的制約。有些字形筆畫略有變形，遜於元刻，這是翻刻規律對版刻風格的影響。

另一方面，時代和地域影響占優勢的情况是主流，但也有底本的影響突破了時代和地域限制甚至占據主導地位的情况。尤其是在某種版刻風格的核心地區，出現其他風格的版本，顯示出底本的强勢。比如蘇州私家刻本中有兩種最爲知名的書，即王延喆刻本《史記》（下編025）和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下編028）。二者在清前期的大藏書家孫從添《藏書紀要》裏已被專門提出，並被稱爲“王板”和“袁板”，可見其影響之大。但這兩種版本的字體風格與蘇式本的典型風格頗有差距，前者甚至完全不像蘇式本。其原因在於它們受到了底本較多的影響，或者説有意模仿底本，雖然它們與底本字體也不完全一樣。其中《史記》比較明顯地模仿了其底本宋黄善夫本，整體上很像宋建本，而與蘇式本迥然不同。黄永年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因此其《古籍版本學》所列嘉靖蘇州著名私家刻本雖多達四十二種，卻並未包括此書。不過《六家文選》卻被黄先生納入其中。《六家文選》模仿底本程度不如《史記》高，而且《六家文選》的底本爲宋蜀刻本^[8]，不如宋建本風格鮮明。但是《六家文選》的字體風格與典型蘇式本字體仍有一定的差距，一是其筆畫雖然較底本已明顯拉直，但仍然不够直，常微帶曲度。二是筆畫間常有牽絲，尤以三點水旁之第二、三點爲甚（如卷端第四行“注”字，見下編028書影），這不見於典型蘇式本中。不過這兩點牽絲的現象並不是貫穿全書的，前面幾卷多如此，越往後越接近典型蘇式本。但從整體上看，它不能算作典型的蘇式本。大致而言，《史記》的版刻風格更接近底本，《六家文選》則更接近蘇式本。但如上所言，《六家文選》的版刻風格不是完全的蘇式本風格，而《史記》也不是完全的底本風格。《史記》字體與底本比較顯著的差異在其横畫收筆處已受到了蘇式本的影響，接近三角形狀，而底本則是一個明顯的頓筆形成的長點（圖5-2）。雖然王延喆本《史記》仿底本並没有做到完全一樣，但像這樣與蘇式本面目迥異的情况在蘇常地區刻本中仍是十分罕見的。即使是像《六家文選》那樣雖然不怎麽像底本，又與典型蘇式本有一定差距的刻本，也是極少的。絶大部分蘇常刻本都是典型蘇式本。

圖5-1(www.xing528.com)

圖5-2

嘉靖四年（1525）金臺汪諒刻本《史記》與王延喆本《史記》情况也有些相似，兩書幾乎同時開刻，皆以宋黄善夫本爲底本。由於受底本的影響，汪諒本也體現出底本和時代、地域互相影響的雜糅風格。在宋建本的基礎上，王延喆本向蘇式本靠攏，汪諒本則往京式本改造，但又都没有改造徹底，都能明顯看出建本的底子。

從嘉靖本鑒定的角度看，對於第一種情况，如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鑒定嘉靖翻宋本的主要意義在於更準確地理解、掌握嘉靖本的風格特徵，從而區别嘉靖本與其底本。區分嘉靖本與宋本相對比較容易，因爲二者時代相距較遠，宋本的研究也更加充分，幾乎每一部存世宋本都已登記在册。區分嘉靖本和元刻本則更難，但實踐意義更大一些，因兩者時代相距較近，更容易混淆。比如近年拍賣市場上有將嘉靖元年（1522）汪諒刻本《文選》當作元張伯顔刻本上拍者。對於蘇式本來説，學者相對比較熟悉，不太容易誤判。而對於京式本和建式本，相對來説難度就大一些。汪諒本《文選》正屬於京式本，它被誤定爲元刻本，不是偶然的。

對於第二種情况，像王延喆本《史記》，問題就比較大了。因爲它們突破了時代和地域的限制。具體對於嘉靖本而言，它們打破了蘇式本、京式本和建式本三大體系的分布規律，並且不是出現在次要的、邊緣的地帶，而是在核心地區，這對鑒定版刻地點會造成嚴重的干擾。因此在嘉靖本鑒定中，翻刻問題是需要時刻作爲一個獨立於時間和地域的重要因素考慮進去的。